高官霸凌 不是下台就沒事

劳动部劳发署职员在工作场所轻生，引发是否为分署长谢宜容霸凌所致的讨论；在劳动部的行政调查报告公布后，更引来社会挞伐，不仅行政院长、总统公开道歉，劳动部长下台，谢分署长也被记两大过免职，新北地检署并将此案签分他字案，朝渎职等罪调查。

但于霸凌部分，是否也有涉及犯罪之可能？或可脱免其法律责任？

现行法律层次，并无针对霸凌之定义，故只能以普遍意识为理解，即以言语、文字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对人故意为贬抑、排挤、欺负、骚扰或戏弄等行为，使他人处于具有敌意或不友善环境，产生精神、生理或财产之损害或影响正常之生活。惟如此界定，必处于高度不确定，故于具体个案发生时，仍得依事件发生背景、工作环境、当事人关系、言词、相互认知等为综合判断。

以此次北分署事件来说，即便能证实分署长有霸凌情事，但因公务员以自杀为明志，就可能使因果关系产生中断，除非能证明霸凌过程出现有如「工作效率这么差、为何不去死一死」等字眼，才会涉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教唆自杀罪，否则，就属刑法所不罚的过失未遂。

职场霸凌，往往会带来身心的创伤，这会有涉及刑法第二七七条第一项，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普通伤害罪问题；甚至依据刑法第一三四条，若是公务员利用权力、机会或方法而犯之，还可加重其刑。尤其此罪所保护者，不仅是身体权，还包括精神或心理层面的健康权，故常见的长官言语霸凌，若让下属产生极大的身心压力而自杀，即便对死亡结果无以归责，至少也该负起故意伤害之责任。

惟因健康损害比起生理损害较难证明，且因公家机关乃处于一种金字塔结构，上级主管往往是借由层级为下令，故如分署长，即可以未直接对基层指令或压迫，或者加班是公务员的自由意志等理由，来免于伤害罪之究责。而因职场霸凌常出现的言语威吓、贬抑或辱骂，致更会涉及的恐吓罪、公然侮辱罪或诽谤罪等，也往往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下，因此稀释了上层首长之责任，致陷入难为任何的刑事究责。

虽然就霸凌部分恐会陷入刑事究责困境，但不代表霸凌的主管可以完全不负法律责任。纵因较难达到刑事不法的究责，却仍有究责门槛较低的民事不法可追究。甚至在职场霸凌，若属于一种长期与结构性的情况，还会有国家赔偿之责任。这也代表，主管官员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以卸职、免职或撤职等，致可轻易脱免法律责任。

又在公务员轻生的事后处理过程，恐亦该关注。例如事件发生后，有无立即通报检方？是否有涉及公务机关的「自我掩护」？都须由中立、客观的第三方调查，而非主管机关说了算。总之，本应成为职场安全表率的劳动部，竟发生如此的霸凌事件，实属极端讽刺，人民又何能寄望其成为全国劳工之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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