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仆典范—怀念廖正豪先生

（本报系资料照片）

日前传出前法务部长廖正豪先生去世的消息，除了震撼与惋惜之外，勾起了一些难忘的回忆。

民国76年4月，本人奉派行政院新闻局服务。原以为只是一个宣导国家政令与颁发金马奖的机关。不意，7月政府解严，11月政府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翌年1月开放报禁，蒋经国总统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国家进入一个全面民主化的壮阔局面。再加上原台湾警备总部所管辖出版、广播电视及电影审查业务，全部移交新闻局接管，而在解严后处理这些业务，必须依法行政，并重新厘定政策、法令与处理方法，个人学养专长是国际政治与历史，并无法律训练，所以我决定敦请娴熟法律并有行政历练的廖正豪先生来协助。

当时行政院长为俞国华先生， 每当院长出巡各中央机关或巡视地方政府，本人必须随行，但也包括行政院一组组长廖正豪先生。在随行期间，我经常向他请教有关出版、广电及电影的法律及政策问题，他都能给我详细的分析以及提出他的看法，令我深为敬佩。

廖先生曾获台大法律学博士、甲等特考法律科特优通过，再加上他多年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历练，我决定请他出任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一职。当公文签报俞院长时，俞院长好奇却也半认真地表示：「你怎么挖角我的部下？」我说明之后，又加了一句「院长，我也是你的部下，我需要他的帮忙」，院长慨然同意，从77年12月到80年9月，我和正豪兄有了将近3年的共事经验。

在我4年半的任期内，历经蒋经国与李登辉两位总统，俞国华、李焕、郝柏村3位行政院长，我是这5位的发言人。国内政局变动频繁，府院之间处于磨合阶段。再加上解严后的台湾，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注意，来访的政要及国际媒体甚多，所以新闻局国内处及国际处业务突增数倍，为了应付这些情势，我跟正豪兄采取分工合作方式。国内重大新闻发布、政策说明及接见外宾，由我负责。关于出版、广电及电影业务，除开放报禁、两岸此些事务之交流、成立公共电视台等重大事项，由于牵涉面较广，我必须负起政治责任外，其他事务，我都授权，请他代为判行。

另外，本局成立法规会，敦请一流法律学者出任，举凡重大有关法律事项，未得该会通过，不得办理，该会亦请正豪兄主持。由于两人有这样的分工，新闻局业务都能顺利推行，另外，值得一提的事，是他代表本局参与对美智慧财产权谈判，成功将台湾移出301条款制裁名单。以上说明他对国家的贡献，对我个人更是恩重如山。

古有「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之说，我和正豪兄都加遵守。由于彼此公务繁忙，记忆中，两人不曾有私下的宴饮，双方家庭亦无来往。直到我政大借调期满辞职后，我们两家夫妇才初次见面言欢。另外，在交往期间，记忆所及，两人谈话，仅限公务，他从未批评时局或臧否人物，极守分寸。

哲人已逝，特以此文表示对正豪兄的感念，以及说明他是国家公仆中一位典范人物。

（作者为前行政院新闻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