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师父画画──怀念楚戈先生
等画差不多干了，师父也吃过甜食，便在几张画间来回看看，有时调色再染一下，有时拿长鬃山马笔在岩石上加些树木或在花卉上添点茎脉；此时他不再用大笔头，只细细地添、静静地补，且看的时候多，动手的时候少。
楚戈先生比我父亲年长五、六岁，我本该称之为「楚戈伯伯」，却因老爸一句「楚戈长不大，只能做叔叔」而降格为「楚戈叔叔」。也有好几年我跟楚戈叔叔以师徒相称，我喊他「师父」，他称我为「徒弟」；湖南人不大发「ㄨ」这个音，因此，在他口中，徒弟便成为「头弟」。后来，「大头叔叔」陈映真先生的夫人丽娜阿姨也兴起加入「袁家班」阵容（楚戈叔叔本姓袁），成为「头弟」，我只得让位，成了名符其实的「小头弟」。
我们起哄抢做楚戈叔叔徒弟的年代大约在一九八六年前后，那些年我疯狂地画着水墨画，也把水彩厚厚地当油彩画，家中每有画家长辈来，我总拉着他们画画；一时之间，来家里吃饭的画家朋友，开饭前总得陪难缠的小友涂上几笔。画画这事是会感染的，有时气氛热烈起来，连不画画的长辈也卷起袖子，拿起毛笔，像全民运动般，大家各自在地板一角铺上报纸，边喝茶、聊天、吃零食，边尽兴挥洒。
有时大家兴致不减，吃完饭便继续画，如果不画，我妈妈便会拿出《民谣百曲》、《民歌大全》之类的歌谱，大家来个南腔北调的大合唱。
那是一个热情飞扬的年代，楚戈叔叔癌症的复元良好，创作研究皆有成就，大头叔叔踌躇满志，他的《人间》时期蓄势待发，跟丽娜阿姨每隔一阵子就来家中度个长周末，休闲放松，享受一点家庭生活。他们，当然还有许多无法一一提及的长辈朋友，都在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中烙下深刻的印记。
磨墨打水服其劳
楚戈叔叔能画、爱画，也愿意画，成为我们画画时围绕的中心。他爱吃我妈妈的凉拌藕，每次来前电话中先叫准备一大盘。这藕的作法其实很简单，一般馆子里也都吃得到，新鲜的藕买来，烫好，冷却后切成薄片，再佐以少许砂糖、盐、白醋、嫩姜末和去子的新鲜辣椒丝，放进冰箱即可。馆子里的凉拌藕往往过酸，少了点新鲜感，大概是隔了夜，只好多加些糖醋来盖味；我妈妈则往往在朋友家来当天才上市场挑藕，新鲜的藕细细去皮，当天煮当天拌，一盘藕片端上桌，白白净净地特别好看。那时楚戈叔叔大病初愈，必须注意饮食，这菜很合他胃口。
「师父」这个名号很快就叫开了，一帮常来家里的女眷也都跟着喊他师父，左一声师父、右一声师父，楚戈叔叔飘飘欲仙，一会儿豪情来了，灵感也来了，下笔便如长江大河、疾风骤雨般不能自己。
「头弟──，磨墨！」
「小头弟──，打水！」
「去──，换大笔头来！」
师父兴致来了，声音也大起来了，磨墨打水换笔的呼声不停，丽娜阿姨磨墨的手酸了，墨条歪了一边，师父瞟了一眼，喝斥：
「头弟──，磨墨要正！」
听我们这厢热闹，男眷们政治也不谈了，文学也丢下了，全跑来看楚戈叔叔画画，大家围成一圈，温度升高了，白热化了，便有人问：
「师父要不要喝茶？」
于是人群中递过一只茶杯，有时师父摆摆手回绝，有时接过速饮一口，有时墨盘或水洗里的汁液不够了，他便把茶水往里一倒，继续皴点、擦抹、晕染。也有人看他一头大汗，递来一条毛巾，甚至为他点去额头上的汗水，对方若是女眷，他会抬抬眼、咧咧嘴，露出一抹愉悦的微笑。
苦等师父钤印
在我们家的地板上，师父甚么都画，若是山水，便大开大阖，时而崇山峻岭，风雨欲来，时而远山几重，扁舟一叶；若是梅花，不是细细圈点，便是大片泼洒；若是荷花，便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以大笔刷出茎叶，再以小笔摹出花朵婀娜姿态……。当年胜大庄的粗腹羊毫大笔一枝壹两千圆，买回来贡在案前，敬如神明，久久不舍泡开使用，到了师父手中，又擦又拧又折，几回合下来就秃了一截。笔头画秃了，师父便喊：
「小头弟──去，旧报纸拿叠来。」
报纸拿来了，他只捡几张，卷一卷压平，横向撕开一锯齿形缺口，在水洗沾沾，墨盘点点，然后朝纸上使力一摁，快速向下拖去，说时迟那时快，如此五六刷，便成生动荷叶一片。若是山水，他则会重按轻移，在纸上摁捺出一座座岩石斑斑的馒头山。
待画纸已然透湿，师父也一头大汗时，他会喊：
「去，吹风机拿来──」
吹风机来了，插上插头，师父稍加示范，便递给丽娜阿姨：
「头弟，这样来来回回，好好把画吹干。」
大概磨墨已经磨累了，丽娜阿姨两肩一摊，翻翻白眼，嗲声说道：
「哪啊，画画好难呦！早知道……」
不过，她大概想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又想到可以得师父的真迹，便不敢造次，继续替师父「晒画」。此时，我妈妈会端出甜点（有时是自己做的八宝饭，有时是南门市场买来塞了糯米的甜藕，有时是朋友带来的鲜奶油蛋糕，奶油很厚、圆形、还可以在上头题字的那种），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到甜食上头，只有丽娜阿姨一个人还在地板上吹呀吹的，此时大头叔叔会搔搔蓬发，然后背着双手走来。
「丽子，──」他先轻轻叫一声，然后才用温柔舒缓的语调说：「楚戈，他人真好。」或者：「楚戈，是个好人。」他说「好人」这两字的时候，「人」的尾音总会拖长一些，像在说日语一样。
等画差不多干了，师父也吃过甜食，便在几张画间来回看看，有时调色再染一下，有时拿长鬃山马笔在岩石上加些树木或在花卉上添点茎脉；此时他不再用大笔头，只细细地添、静静地补，且看的时候多，动手的时候少。
待一切完成后，师父会在画上题字：几句自做的或朋友的新诗、一首古调，或简单一句「某年某月于木栅尉府」等等。然而他不钤印，道理很简单：图章不在身边嘛！
讲到钤印，丽娜阿姨从不放过他，她直嚷嚷：
「师父，没盖章，画不值钱耶！」
为了逗丽娜阿姨，师父会用朱红在送我的画上画一方阴刻的「星」字图章（师父原名「德星」），但怎样就是不肯为丽娜阿姨「画押」。因此，直到二○○六年，我母亲过世后的第一次农历年夜饭，丽娜阿姨在我们家最后一次遇见楚戈叔叔时还直嚷嚷：
「师父，你送我的画，到现在都还没盖章耶！」
师徒齐画墨梅
另一次晚饭后，楚戈叔叔说要为我示范墨梅，那天晚上客人不多，我们在大餐桌上摊开全开宣纸，调了墨汁，他先用大笔头画出主要的枝干，然后带我在画纸上用不同的墨色钩满象征花瓣的圈圈，再以放射状的短线、细线和点钩出无数的花蕊。师父的花蕊有款有型，我钩的，却是一团团墨点像打趴在墙上的蚊子苍蝇。
圈点完了，师父在画心空白处题上「华枝春满」四个大字，然后在右边枝叶间题上「实与任之合作也」的小款。那天楚戈叔叔的长女阿宝从彰化北来，也同我们一块儿打圈圈，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画上题的是「宝与任之合作也」。
楚戈叔叔样式不同的的梅花我们家有好几幅，大概是记忆美好的关系罢，我一直偏爱《华枝春满》，在台中读书的四年间，这张画就一直挂在我画室的墙上。
时序进入九○年代，我上了中学，《人间》杂志也已停刊，大头叔叔开启了人生新页，勤于他的两岸事务。之间，我父亲的身体也曾一度违和，既然大家各有后顾，这样的聚会自然就慢慢减少了。
上中学后，我对绘画的兴趣从东方水墨转到西方油画上；我毕竟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对西方文化的着迷永远大于古老的东方文明。我成了水墨画的叛徒，毛笔从此束诸高阁，师父二字越叫越尴尬，因此，他的称号又渐渐回到「楚戈叔叔」。
二○○二年三月，在陶幼春阿姨的陪伴下，楚戈叔叔最后一次到巴黎来，当时我在法念书已近三年。楚戈叔叔为发展他自创的「结绳画」，要买一种特殊的「山」字型画笔，这是一种三个笔头间有两个笔头空隙的画笔，画出来的线条颇有纠结的意趣。这种笔不好找，楚戈叔叔曾在香港买到五个笔头的，自己用毛笔跟竹管编过，也曾将以多只毛笔编成的排笔间的笔头拆掉。当时，他已开始用没有打底的画布画水墨，画幅颇大，毛笔施展不易，必须用五个、七个或九个笔头的山型油画笔来代替。
那天午后，我们从巴黎美院一带一直找到蒙帕纳斯「大茅舍画室」（La Grande Chaumiere）附近的美术用品社。地铁站间有些距离，招呼计程车也不容易，步行加地铁上下，老先生走得气喘吁吁，但每经过一间画廊，他总要在前面驻足片刻。在Bac街一个挂有米罗大画的橱窗前，楚戈叔叔停了下来──
「好看，」他用拐杖指着米罗的画，然后拉拉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画画还是抽象跟简化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