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下正義大旗之前，我們能理解多少──台灣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的人間絮語

在纪录片《我的儿子是死刑犯》镜头下，我们究竟看到怎样的人、怎样的家庭、怎样的死刑犯，与怎样的社会？ 图／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提供

第一次去监所看「同学」（死刑犯）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害怕的。身为人权工作者，在开车前往监所的路上我却不断地在思考：他杀过人，会不会我其实没办法接受这件事？会面的15分钟，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他、跟他说话？

人生初体验的「会面」比想像中更快结束，那位「同学」滔滔不绝地诉说对于被害者与家人的悔意，以及他信佛后对生命的感悟，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专注地聆听着。会面前的心魔早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疑问：他为什么杀人？当下在想什么？他后悔吗？他在监所怎么生活？有没有朋友、家人关心他？还有，对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监狱生活，他会迷惘吗？这些问题无关乎法律制度，而是从情感上想深入认识一个新朋友的念头出发，也许「同学」对我来说是在这天开始，才变得更加清晰。

导演李家骅在映后座谈曾提过，他拍这部片其实是想问，国家判死的理由除了「人神共愤」、「天理难容」以外，死刑还能怎么被理解？ 图／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提供

我们在讨论废死（或任何形式的犯罪）时，常聚焦加害者的成长背景，因为一个人之所以「长歪」必定有复杂的成因，而我们若是能知道原因，或许更能加强前端的社会安全网、接住有需要的人，避免类似事件再度上演。那在惩罚之后呢？纪录片《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导演李家骅在映后座谈曾提过，他拍这部片其实是想问，国家判死的理由除了「人神共愤」、「天理难容」以外，死刑还能怎么被理解？因为天理难容，所以以命偿命，然后呢？

「火灾的感觉你知道吗？像我在里面好像每天都在发生火灾，每天一觉醒来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感觉。」纪录片《我的儿子是死刑犯》讲述了三位死刑犯的故事。第一位是已经死刑定谳、正在看守所等待执行的A；第二位为2013年死刑定谳、2019年于看守所自杀的陈昱安；第三位则是众所皆知、2016年执行死刑的郑捷。

三位死刑犯虽犯行各异，但在「杀人偿命」的正义大旗前，他们的命运殊途同归，宛如报废的物件，只有在律师、死囚家属面前和撕去「死刑犯」标签之后，才是一个个的血肉之躯。 图／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提供

除了A本人有接受访问以外，其他位分别从家人、律师、法官、监所管理员、民间团体、冤错案受害者等，这些离死刑最近的角色切入，描述他们所看见的死刑犯样貌，以及他们对死刑的看法，并带出在「审判─判决─等待执行─执行─执行后」这段时间会经历哪些情况。

重大刑案发生后，大众往往只能接收媒体所报导的资讯，大部份都是被害人家属悲惨的画面，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很难深入讨论社会制度对被害者、加害者双方及其家属是否还有改善空间。此外，本片还点出几个尚待改进的问题：加害者家属的心理支持、死刑犯缺乏收入与欠缺医疗、无限期的待死现象（Death Row Phenomenon）。

作为一位废死运动倡议者，我认为如果对于死刑犯有那么一丝觉得他的罪「天理难容」，无从宣泄这可恨的情绪，或许纪录片《我的儿子是死刑犯》会是另一个出口，让我们能重新认识这群等待死亡、已经没有未来的人，能对死刑制度有更宽广的思考。

第十二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

2021/4/30（五）至5/9（日），场次与购票资讯请见TIDF官方网站

◎ 责任编辑：翁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