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命的風險之罪？日本「非法海外器官移植」媒合問題
日本民间团体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不是单一事件，而是行之有年的一条龙套餐行程。图为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美联社
2022年8月，日本《读卖新闻》独家报导东京一家非营利组织，疑似居中媒合日本境内的重症患者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也就是「海外器官移植旅游」。从那时起，《读卖新闻》接连发了数篇和这家非营利组织涉嫌海外器官买卖有关的报导。
这家涉嫌非法海外器官移植媒合的「非营利组织」，后来确认是「重病患者协助会」（难病患者支援の会）。重病患者协助会的理事菊池仁达在今年2023年2月接连两次（2/7与2/28）遭警方逮捕，成为日本有史以来，首位因为非法居中协调海外器官移植遭逮捕的嫌犯。
事实上，日本民间团体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不是单一事件，而是行之有年的一条龙套餐行程。透过《读卖新闻》一系列的独家报导，这次事件才终于能够浮上台面、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并且有可能发展成刑事案件。
▌重病患者协助会：帮病患到中国器官移植
时间回到2003年。原本从事寝具制造业的菊池仁达，将据点移到中国上海后，正好有亲人想要替朋友找器官移植，因而和上海的器官移植产业链搭上线，并从2007年起成立重病患者协助会，开始媒合日本病患到海外做器官移植手术。
原本重病患者协助会是以中国为据点，但中国在COVID-19疫情初期实施严格的边境封锁，重病患者协助会难以再将日本病患送到中国动手术，海外器官移植媒合业务一度中断。
就在这个时候，菊池仁达认识了一名曾遭乌克兰当局逮捕的土耳其男子。这名土耳其男子长年都在媒合海外器官移植，便介绍了菊池仁达可以将日本病患送到东欧保加利亚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方法，让菊池仁达的媒合业务才再度开启。不过最初被登上新闻的器官移植地点不是保加利亚，而是位在中亚的吉尔吉斯。
重病患者协助会的理事菊池仁达在2023年2月接连两次遭警方逮捕，成为日本有史以来，首位因为非法居中协调海外器官移植遭逮捕的嫌犯。图为菊池仁达的个人FB页面，不时会发表和海外器官移植相关活动的讯息。 图／截自菊池仁达FB
2021年12月，菊池仁达和这名土耳其男子带了4名需要器官移植日本患者，到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的医院进行肾脏移植。重病患者协助会分别向这4名日本病患收取2,000万日圆不等的费用后，当中半数8万美元交给土耳其男子，土耳其男子会再将这8万美金中的1万5,000美金付给肾脏提供者，也就是所谓的肾脏买卖。
事实上，这名土耳其男子2017年遭乌克兰当局逮捕的理由，正是非法买卖乌克兰人的器官。在这次事件中4名日本患者所需要的肾脏，来源也是乌克兰人的肾脏，器官提供者「捐」一颗肾可以获得1万5,000美元。此外，吉尔吉斯当地法规只允许亲属间捐赠活体器官，所以这名土耳其人还伪造文书，让乌克兰人持着假的日本护照入境吉尔吉斯，以「亲属」身份「捐赠」器官给日本患者。
然而，这4名一同前往吉尔吉斯的日本患者，钱都付了，最后却只有第一个进到手术室的关西妇人完成手术。原因是，同一时期在这家医院接受移植手术的2名以色列人因为麻醉失误死亡，这名关西妇人也差点在鬼门关前走一回。所以另外3个人的手术急喊卡，全部人撤退回日本，也因此在后续引发财务纠纷。
重病患者协助会分别向这4名日本病患收取2,000万日圆不等的费用后，当中半数8万美元交给土耳其男子，土耳其男子会再将这8万美金中的1万5,000美金付给肾脏提供者，也就是所谓的肾脏买卖。图为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路透社
▌转移据点到白俄罗斯，却闹出人命
在吉尔吉斯媒合器官移植这条路也行不通了，重病患者协助会接着将目光焦点望向白俄罗斯。
重病患者协助会在2022年媒合了3名日本男性到白俄罗斯接受器官捐赠。这3人分别是：需要肾脏移植、唯一成功好转的A男，做完肝脏移植回到日本后，又移植亲人肝脏仍回天乏术的B男，以及同时进行肾脏与肝脏移植后客死异乡的C男。A男和B男的案例，成了警方两度逮捕菊池仁达的理由。
50多岁的A男在2019年被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唯有进行肾脏移植才能摆脱定期洗肾的日子。然而，肾脏移植在日本平均要等14年才等得到，想要等到肾脏捐赠并不容易。某天，A男在网路上搜寻相关资讯时，和重病患者协助会搭上线，便决定听取重病患者协助会的建议，前往白俄罗斯等待器官捐赠。
A男在2022年7月于白俄罗斯的肾脏移植手术非常成功，但术后回到日本的发展却和原本说的不一样——重病患者协助会声称回到日本后可以介绍医院就医，但A男去了一趟重病患者协助会介绍的大学附设医院，对方却明言「不会帮海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看病」。
另一位40多岁患有肝硬化的B男，2022年初在重病患者协助会的介绍下前往白俄罗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但术后病情不见好转，回到日本前曾在芬兰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回到日本后再次接受来自亲人的活体肝移植仍旧不治，已在2022年11月离世。
至于肝硬化恶化后需要肝脏及肾脏移植的C男，前后汇给重病患者协助会8,500万日圆后，便在去年5月飞往白俄罗斯等带脑死患者出现。C男在白俄罗斯一直等到9月1日，终于等到他的肝脏及肾脏同时移植手术，但术后引发腹膜炎，2022年9月28日便在当地离开人世。
像C男这样同步进行复数器官移植的案例，风险本来就比移植单一器官来得高。手术时间一拉长的话，出血量增加，感染的风险也更高。再加上需要同时移植复数器官的患者，病情状况多半不太好，光是连跨国移动都是风险。
手术时间一拉长的话，出血量增加，感染的风险也更高。再加上需要同时移植复数器官的患者，病情状况多半不太好，光是连跨国移动都是风险。图为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中新社
▌媒合死者器官移植成为关键
文章开头提到，重病患者协助会的理事菊池仁达在今年2月遭警方逮捕，原因正是未经许可媒合患者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手术。重病患者协助会协助患者到吉尔吉斯进行活体器官移植，与在白俄罗斯接受死者器官捐赠的差异，决定了日本检调单位能不能起诉菊池仁达——日本《脏器移植法》是建构在「移植死者器官」的前提上，难以用于取缔活体器官移植，但仲介死者器官捐赠就没有这个问题。
菊池仁达没有厚生劳动省的许可，就媒合患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即便手术地点在日本境外，仲介行为是发生在日本境内，便已违反《脏器移植法》第12条。此外，重病患者协助会疑似拿日本驻白俄罗斯大使馆当背书，谎称白俄罗斯的医院是大使馆介绍的，就医时还会有大使馆介绍的大学工读生当口译来博取患者信任，甚至和患者说：「白俄罗斯有另外提供外国人器捐名额」强调自己符合当地法规，怂恿患者到白俄罗斯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些话术可能都有问题。
另一方面，上述的A男、B男与C男总计汇给重病患者协助会的费用（共1亿3,000万日圆），远高于白俄罗斯当地器官移植的费用，这也是今后需要关注的焦点。在白俄罗斯移植肾脏是一颗810万日圆，A男汇了1,850万日圆；移植肝脏的费用是1,600万日圆，但B男汇了3,300万日圆，A男和B男都汇了2倍以上的费用。至于同时做了肝脏与肾脏移植手术的C男，则汇给重病患者协助会8,500万日圆。
目前还不清楚同时做两种器官移植是否价更高，但白俄罗斯医院实际收到的手术费只有约3,300万日圆（约25万美元），差额的5,000多万日圆扣掉交通费、人事费、以及待在白俄罗斯的费用，很可能都进到重病患者协助会的口袋里。
菊池仁达没有厚生劳动省的许可，就媒合患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即便手术地点在日本境外，仲介行为是发生在日本境内，便已违反《脏器移植法》第12条。图为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路透社
▌日本器官移植困难：平均3%病患等到器官移植
重病患者协助会能够抓到机会，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大捞一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国内的器捐者严重不足。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太多，能够等到的病患太少，重病患者协助会就是抓住这些患者迟迟等不到器官移植的心情，鼓励大家「不如海外赌一把」才有机可乘。A男就曾告诉《读卖新闻》：
在日本想等到器官捐赠有多难？截至2023年2月底的统计，日本境内约有1万6,000人等待器官移植，但2022年一整年的器官移植件数只有455件，换算下来只有不到3%的病患可以等到器官移植。日本器官移植网路（JOT）指出，在日本平均而言肾脏移植要等14年8个月、心脏要等3年5个月、肝脏要等1年3个月，不少患者在等到之前已经早一步离开人世。
等不到移植，会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器官捐赠反感吗？根据日本内阁府2021年度的民意调查，有39.5%的民众表示脑死后有意捐出器官，但却只有10.2%的民众在身分证件器捐栏位或器捐同意卡上明确表明意愿。日本也曾在2010年修法放宽脑死患者得在生前表明器捐意愿才能器捐的规定，就算脑死患者的意愿不明或是当事人未满15岁，只要家属同意就可以遗爱人间。但距离填补需求大于供给的缺口，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即便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比例提高，日本现行的医疗体制恐怕也难以应付更多的器官移植手术。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显示，日本全国应有908间机构可以进行器官移植，但只有449间机构满足器官移植医疗所需的所有条件。此外，日本的器官移植协调员（移植コーディネーター）人手不足，多少也会影响到媒合成功的案件数。
重病患者协助会能够抓到机会，非法媒合海外器官移植大捞一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国内的器捐者严重不足。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太多，能够等到的病患太少。图为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美联社
▌希望寄托海外的「器官移植旅游」
日本境内的器官移植医疗没有办法满足患者们的需求，有些患者及其家属就会将希望寄托在国外，也就是所谓的「器官移植旅游」。
事实上，国际器官移植学会曾在2008年与2018年发表《伊斯坦堡宣言》（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有自行翻译制作中文版），呼吁各国禁止器官贩运以及器官移植旅游。因为器官移植一旦走向商业化，有钱的人花再多钱都愿意买卖器官换取健康，最后受害的将是经济弱势的民众，进而加剧不平等的状态。
就算不是活体器官移植而是来自死者器官捐赠，如果真如重病患者协助会所说，白俄罗斯有特别提供外国人器捐名额，这些特别飞到国外做器官移植的患者也会排挤到当地正在等待器官移植者的权益。对于跨国移动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来说，重症患者跨国移动风险已经很高，当地医生无法掌握患者先前的状况，难以确保当地医疗品质，对患者来说都是一种风险。
不过，就算国际上发表了《伊斯坦堡宣言》器官贩运及器官移植旅游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日本籍患者在海外移植旅游的名单上常常榜上有名。例如，2017年在梵蒂冈召开的灭绝器官贩运与器官移植旅游高峰会上，越南就报告了2例日本人涉及肾脏买卖事件。2019年也有海外医生通报日本移植学会，有日本人在寻找肾脏买卖；保加利亚在2019-2021年搜查外国人违法器官买卖时，也曾发现有日本患者在其中。
很明显地，早在重病患者协助会的问题爆出来之前，日本当局不可能不知道有业者在日本境内居中斡旋海外器官移植，但厚生劳动省与警政部门长期以来都没有积极处理这些问题。
例如厚生劳动省在2010年，就曾因为重病患者协助会的成员拜托金泽大学医院协助让患者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而全面调查日本境内247个大学医院是否有接触海外器官移植媒合团体。结果发现有4例类似案件，还有1例院方真的将想进行海外移植的患者相关检查资料，提供给了移植媒合团体。
日本境内的器官移植医疗没有办法满足患者们的需求，有些患者及其家属就会将希望寄托在国外，也就是所谓的「器官移植旅游」。图为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法新社
▌不够完备的《脏器移植法》
然而，厚生劳动省掌握到这些资讯后，也只有呼吁各大医院不要提供资料给媒合业者，却没有进一步调查这些媒合团体。原因在于《脏器移植法》的漏洞——厚生劳动省只能监管获得厚生劳动省许可的器官移植媒合组织，像重病患者协助会这种根本没有取得许可的民间团体，根本不在监管范围内。所以厚生劳动省在2022年8月只能请重病患者协助会回答是否涉嫌器官买卖，重病患者协助会的回答当然是一律否认，但就算重病患者协助会的回答是假的，厚生劳动省也没有权力进一步调查。
着有《器官移植与刑法》一书的早稻田大学法学教授甲斐克则指出，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海外、活体还是死者器官移植，只要涉及器官买卖就是违法的，可以关5年以下并科罚金500万日圆。这么多年来检调单位之所以一直没有抓海外器官移植，是因为很难在海外搜证，厚生劳动省又没有权限调查仲介团体，才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如果要让政府监管这些民间仲介团体的活动，就需要修法。
在重病患者协助会的问题浮上台面后，有数名接受媒体采访的患者都表示，因为看到重病患者协助会有政府认证的NPO法人资格，觉得是可以信赖的团体而接触重病患者协助会。对此，有议员在去年底质询东京都政府，在新闻爆出之后政府是否有进到重病患者协助会展开调查？东京都的回答是按照法律上的最小侵害原则，东京都只有听取重病患者协助会的意见，并没有入内调查。
在一连串的新闻报导引发各界关注的现在，除了日本移植学会等医学会发表共同声明，强调会遵照《伊斯坦堡宣言》，共同杜绝海外器官移植之外，厚生劳动省也和日本移植学会的医师展开合作，搜集曾在海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与地点等资讯，掌握从日本出发的海外器官移植全貌，也有国会议员认为是时候提案修改《脏器移植法》。
目前菊池仁达已经在今年3月20日遭到起诉。不论菊池仁达最后是否需要面临刑事处份，这一连串新闻确实提升日本社会对器官移植问题的关注度，如果能借此改善日本器官移植的现状，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目前菊池仁达已经在今年3月20日遭到起诉。不论菊池仁达最后是否需要面临刑事处份，这一连串新闻确实提升了日本社会对器官移植问题的关注度。图为示意图，非当事人。 图／路透社
编辑／林齐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