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戴森教授，兼向杨振宁先生致敬

作者 | 究究谢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今天在头条读到杨振宁先生的百岁演讲，想起我翻译过他朋友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两本书：《反叛的科学家》和《天地之梦》，其中都提到了杨振宁先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开亮老师还曾将这两本书送给杨振宁先生寓目。可叹的是，比杨先生小两岁的戴森教授在疫情初起时已去世，我至今也没有写下只言片字纪念他老人家，心中一直抱愧不已。这里就先发一下几年前写的这篇译后记，既表达我对戴森先生的纪念，也遥向杨振宁先生的百岁华诞表示祝贺吧！

《反叛的科学家》译后记

我们非常荣幸能承担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教授这本书评集的翻译工作，也愿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朋友郑重地推荐这本不同凡响的好书。

戴森教授1923年12月15日出生于英国。他早年追随著名的数学家G. H. 哈代研究数学，二战后去了美国，师从汉斯·贝特和理查德·费曼等人，开展物理学方面的前沿研究工作。他证明了施温格与朝永振一郎的变分法方法和费曼的路径积分法相互等价，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建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是量子电动力学的第一代巨擘。后来，费曼、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因为在这方面的成就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戴森却因获奖人数的限制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文《自旋波》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论文之一。1960年，他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旨在有效利用外太空能量的“戴森球”理论。因为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先后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海默纪念奖、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多项殊荣。

戴森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大科学家，更是一位科学界的通人。1953年后，他一直在举世闻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特勒、费曼、杨振宁、李政道和维纳等科学巨匠多有密切的交往，对美国科学界近几十年的发展动态和内幕相当了解。他一生优游于数学、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广阔的学科领域，同时又热爱和平，关心人类命运，思索宇宙与人类心智的奥秘，检讨人类道德伦理的困境，还特别以在核武器政策和外星智能方面的工作而闻名。尤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喜爱文学作品，文字根底深厚，并重视普及性读物的撰写，先后出版了《全方位的无限》、《武器与希望》、《宇宙波澜》、《想象的未来》、《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科学革命的工具》、《想象中的世界》和《多彩的镜子：对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所进行的反思》等多部广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他还经常给《纽约书评》等杂志撰写书评，本书就是他从历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一个集子。

这本《反叛的科学家》非常能体现戴森的风格和特点。各篇文章不仅行文典雅、立论高妙，往往还结合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进行理性而公允的述评，令人信服，也勾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恨不能马上找来一本所评之书一读为快。我在翻译过程中，就先后购买或下载了他评论或提及的《费曼传》、《费曼手札：不休止的鼓声》、《牛顿传》、《纳米猎杀》、《智慧的七大支柱》和《宇宙的构造》等二十余种书，进行阅读和参考。读了作者在书评中谈及的种种掌故，我甚至很想更多地了解作者的精彩人生，于是就发电子邮件问戴森先生有没有自传或关于他的传记。他说没有，但推荐我读一下他1979年写作的一本书——《宇宙波澜》，因为该书虽然不算自传，却是他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后的回忆，像个人物肖像画廊，记述了他与奥本海默、费曼和特勒等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交往，并从中折射出他们的风范与成就。我读后发现它果然异常精彩，不仅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作者的生平，也对我翻译《反叛的科学家》大有助益。这本《宇宙波澜》侧重于作者前期的工作、生活与思考，而这本《反叛的科学家》所收的大多是他近年的作品，而且还以后记的形式在2006年再版时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补记。两书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图画，大家不妨将它们放在一起阅读。

我发现戴森教授有一种洞察不同事物间内在联系的稀世才华，这既体现在他对电动量子力学变分法和费曼路径积分法等价性的证明上，也体现在他写的文章中——他经常能将貌似不相干的人、事或物联系在一起，由此及彼，从不同侧面对自己的观点予以有力支持和阐述。比如说，他在本书第26篇“我的偶像崇拜”中将自己与费曼的关系跟琼森与莎士比亚的关系进行了类比；在《宇宙波澜》中将奥本海默的故事与艾略特的戏剧《大教堂谋杀案》进行了类比；在本书第20篇“奥本海默：科学家、管理者与诗人”中又将奥本海默与阿拉伯的劳伦斯进行了类比；在本书第29篇“从局外看宗教”中，将神风突击队队员与发动“9·11”袭击的伊斯兰*恐怖*分子进行了类比。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比比皆是，而且往往能产生令人叹服的效果。他这种“搭桥”能力和广阔的视野，令人佩服不已。也许正因为他具有广阔的视野并能超越门户之见，他的观点才会总是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而又理性平实。

在接手翻译本书的任务后不久，我就通过电子邮件与戴森教授取得了联系，先是向他索取该书的电子版，然后是向他请教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与他分享我的一些阅读感受。令人敬佩的是，年近九旬的老人，总是在第一时间给我进行回复和解答。前几天刚好是他的生日，我给他发邮件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并告诉他：我已译完《反叛的科学家》，出版社还约我翻译他的新作《多彩的镜子：对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所进行的反思》。他回信对我表示感谢，并说很高兴听到翻译完工的好消息，还希望我继续翻译他的书，因为这本新书比较薄，篇幅不到《反叛的科学家》的一半。我告诉他：其实，翻译他的书不能算是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不少读者喜爱他的这两本书，并认为翻译、引进它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看到戴森教授在1993年时为台湾版的《宇宙波澜》写过中文版序，很想请他给我们这本书也写个短序。后来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而且刚从加州度假归来，实在不忍心再劳累他，就强忍住了。

有一次，我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戴森：我曾在杨振宁的父亲任教过的厦门大学工作过数年，本书将由我和李政道出国前的母校——浙江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老人告诉我：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关于他们的所有信息都很感兴趣。他说，他们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有名的争执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他还请我向他们转达他的问候，如果我碰到他们——不管是在一起还是单独碰见。我估计很难有机会见到他们，只好先在这里转达一下了。

我在杨振宁和翁帆夫妇合编的《曙光集》中，读到戴森教授1999年5月21日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参加杨振宁荣休庆祝晚宴时所发表的演讲“一个保守的革命者”。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也很契合本书的主题，而且还可弥补本书美中不足的一个小遗憾——写到中国的地方太少。于是，我就写信给戴森，希望能将这篇文章收入本书作附录。戴森听了非常高兴，马上给我发来了这篇文章的英文原稿，并告诉我：他觉得以这篇文章作为全书的压轴之作，要远远胜过写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那篇“从局外看宗教”，他原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我根据戴森寄来的原稿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重译，希望有人会觉得我们的译文在某些方面比《曙光集》中收录的那个版本更准确流畅点。

我在翻译第26篇“我的偶像崇拜”时，发现这篇文章是戴森为《发现的乐趣：理查德·费曼的最佳短篇作品》一书作的序，而国内已出过该书的中文译本。可是，等我找来这本书一读，却发现这篇序的翻译存在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参考价值不大。不过，我还是有个意外的收获——发现《反叛的科学家》英文原版在收录这篇文章时漏了一段，而且缺了这段之后，意思也变得不连贯了。我将此事告知戴森。他对我表示感谢，并夸奖我比他自己还读得仔细，因为他从来没发现脱漏了一段。他还说：不幸的是，我所提到的中国图书出版质量问题，在美国粗心的出版商中同样存在。戴森教授之所以会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大陆近年翻译出版的图书质量已低劣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之故吧。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已揭露和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要是将来在众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出版业真能赶上美国，那我辈书迷就有福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概也有望了。我寄厚望于电子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年被拙劣的译者糟蹋的好书统统都能得到重译，这些年被蛮横删改或禁绝的好书统统都能得到补全或解禁，并以电子形式发布出来。

作为一个爱书成癖、痛恨拙劣译本的人，我非常用心地翻译了这本书。我的研究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和校对。老朋友杨光松老师和我一道对本书的其余部分进行了翻译，并逐字逐句对全书进行了多轮重译、交叉校对和修改。应当指出，虽然译者始终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认真地翻译了本书，先后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但是因为本书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而译者的才学又相当有限，译文中难免出现纰漏乃至强作解人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最后，感谢戴森教授为我们写作了这样一本好书，并多次向我提供帮助和鼓励；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周运先生一再以好书诱惑我充当“文化苦力”；感谢浙大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和金更达主任从多方面对我给予支持和关照，并与我合作申请数字出版方面的科技项目；感谢著名科普作家、《科技日报》主任编辑尹传红先生在百忙中热情地为本书作序。帮助过译者的人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反叛的科学家》出版后，先后得到了不少媒体和读者的肯定、推荐。据责编周运告知，它还曾入围了当年的文津图书奖候选名单。18年7月，浙大出版社对这本书进行了加印（我趁机也改正了几处错误）。这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欣慰的。记得有一次，一位网友告诉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科普作家万维钢先生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没想到这本书居然有中文版，Freeman Dyson 书评合集。作为物理学家，他的阅读兴趣非常广泛，是个通达之人，很有见识，且文笔相当好。你要问我最羡慕谁，我最羡慕他。希望翻译没有辱没他。”我理解万博士对戴森及其作品的喜爱，也明白近年国内翻译引进的图书粗制滥造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但还是忍不住给未曾读过我们译本的他回了一条微博：“我是此书的翻译之一，虽然不敢自诩翻译水平有多高，但我们是本着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的，因此‘辱没’二字实在不敢当。我们在翻译这本书时，不时和Dyson先生通E-mail，难得老先生总是在第一时间亲自回信！我们还发现英文原书有一篇写费曼的文章中间脱漏了一段，得到了老先生的夸奖。”这条微博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转发和夸赞。事实上，在我发这条微博前，国内一位读过《反叛的科学家》的朋友，已仗义执言，给他回复说：“此书的翻译质量相当不错！”我衷心希望，所有认真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觉得我们的翻译没有辱没戴森先生的大作。我甚至希望刚满周岁的儿子，在长大后读这本书时，也不至于为他老爸感到脸红。

在翻译完《反叛的科学家》后，我又接受了戴森教授新作《天地之梦》的翻译工作。《天地之梦》是《反叛的科学家》的续集，收录了他后来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些书评，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后者，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深地佩服老先生年届九十高龄仍宝刀未老。在我看来，戴森先生是将批判性思维、科学态度与优雅辩论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不唯上，不从众，不惧被目为异端，又从不哗众取宠，敢于挑战领域权威，同时还虚怀若谷，随时欢迎并乐意接受来自任何人的批评指正。阅读本书，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和见闻，而且可以跟作者学习如何思考问题、如何进行辩论、如何写作引人入胜的书评。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读者像我们一样喜爱这本书，并认为翻译、引进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刚接手翻译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出版代理，有点不太客气地建议我少打扰老先生，说遇到问题可以直接问她们。我当时羞愧地想：九十多岁的老人，需要处理的要事又那么多，时间多宝贵啊，我确实不应该自私地给他多增加负担。因此，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敢找他答疑，而是自己设法解决遇到的困难。

在翻译任务接近尾声时，恰逢老先生94岁生日，我再次发邮件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便向他提了三个经过多方努力仍悬而未决的问题：（1）第6章提到凯尔盖朗岛（Kerguelen）是太平洋上位于南纬29°的一个岛屿，但我查得的是位于南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在南纬49°左右，不知原文是否有误；（2）第12章和第21章的标题分别为“TheCase for Far-Out Possibilities” 、“The Case for Blunders”，其中的“The Case for”译成“为……而辩”是否妥当；（3）第2章引用了培根的文字“to mow the moss or to reap the green corn”，不知其中的“to mow the moss”确切涵义为何、典出何方（我感觉它与“to reap the greencorn”意思相近）。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戴森教授的回信。他详细地回答了我的三个问题：（1）凯尔盖朗群岛是他弄错了，他已通知出版商纠正。（2）第12章和第21章的标题是出版商改的，按他的本意，他更愿意用原书的书名作为这两章的标题，即《无限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和《出彩的严重失误》（Brilliant Blunders）；或者保留出版商的标题也可以，但最好省略掉“The Case for”，这样也简单明了一点。（3）培根用的这个短语“tomow the moss”非常优美，但他也不确定它的涵义。培根所处的年代还没有割草机。他觉得培根脑子里想的应该是，趁苔藓还没有长成草时，就用镰刀进行收割。他建议我用带些古意的文字翻译这个短语，以求其神似。

于是，我就根据作者的回信，对译文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在第6章提到凯尔盖朗群岛的地方，我加了一个脚注，说明了原文之误。第12章和第21章分别改用原书的书名作为它们的标题。至于培根的那句引文“to mow the moss or to reap the green corn”，我在给他写信前经过多番琢磨，最后选用的译文是“空采枝叶或强扭生瓜”，算是与戴森先生所见略同了。

从接手翻译《反叛的科学家》时开始，我就想请戴森写篇中译本序，但考虑到老人家年事已高，就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这次，有感于近来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论又大行其道，我就鼓足勇气向戴森先生提出了写序的请求。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老人家的回信，他感谢我的盛情邀请，并问我需要写多长，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他说，得到这些信息后，他将评估一下能否完成任务。我告诉他，具体长度可以由他自己把握，不需要写太长，最好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如果觉得太赶，时间还可以适当延长。

二十天后，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序！他还谦虚地说：如果觉得写得不合适，或者发现里面有什么错误，请告知他。我非常感动地对他说：这篇序写得很好，尤其感谢他对中国心怀美好的期望，这一切都令我感到受宠若惊。我看他的序是从杨振宁、李政道开始谈起，就问他是否可以将这篇序转发给杨振宁先生看看。他马上就同意了，并请我向杨先生转达问候和祝福。我请开亮将戴森的序文和问候转给杨先生；杨先生很快就回信说，多谢我们给他看了这篇很有意义的序文，并表示将给戴森写信，感谢他作出了这些富有洞察力的评论。通过我们牵线，让两位九十多岁的老物理学家再度遥相致意，重温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友谊，也算是一段佳话吧。

如今，网上充斥着对杨振宁先生回归中国国籍冷嘲热讽甚至横加指责的人，更有大批大肆鼓吹仇日、仇美、仇韩论调的人。我诚心请他们好好读一下戴森的这几本书。如果其中有些人因此变得更宽容、理性和文明，甚至愿意为自己过去的狭隘、无知和无礼感到羞愧和悔改，则未始非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之福。

弗里曼·戴森教授（1923年12月15日-2020年2月28日）

《天地之梦》中译本序

弗里曼·戴森

我极为幸运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跟杨振宁和李政道成为同事兼朋友。他们是十年前以年轻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们作出革命性的科学发现，为世人提供了看待自然法则的新视角。 从我与杨、李二位的友谊中，我学会了将中国作为一大文明来敬重，并期待中国会在未来的科学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杨、李二位来美国后的三十年里，中国一直悲惨地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杨振宁写了一篇题为《父亲与我》的个人回忆录，记述了发生在他家的悲剧。杨振宁的父亲是一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在中西文化方面都有深厚的修养；他在儿子移居美国时，留在了中国。他们之间深度的智力交流被迫中断，这对父子双方而言，都是一场悲剧。杨振宁在回忆文章的结尾处写到，他在香港参加了那场历史性的庆典，见证了英国国旗的降落和中国国旗的升起。杨振宁既感到自豪又感到悲伤，因为他父亲没能活到跟他分享这个欢乐时刻的那一天。

如今，中国终于要获得引领世界科学与经济发展的应有地位了。在我看来，中国和印度崛起为富强之国，将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成就。让这个崛起过程保持和平，则是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任务。英国国旗在香港和平降落，是一件值得英国和中国同样感到骄傲的事件。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里，注定会出现财富与国力的大规模转移，这要求我们大幅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中国、欧洲和美国必须学会理解和容忍我们文化方面的深刻差异。

在异域文化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要归于翻译者的工作。翻译工作者是无名英雄，却发挥着将世界团结在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让我们可以与竞争者开展合作，让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敌对阵营的声音。本书的译者也为增进人类相互理解这一崇高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很乐意为他的工作送上我的祝福。

本书汇集了我过去十年发表在《纽约书评》半月刊上的书评。这些书评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角，让他们了解英语世界的作家们对一些科学和政治问题持有何种观点。这算是我们这几个西方国家，为实现一个具有持久和平、愿意共担责任的世界，迈出的万里长征中的一小步。现在还急需一批将中文译成英文的翻译工作者；同样也急需一批不避烦劳的西方读者，来阅读中国学者对我们将共同继承的这个新世界所发表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