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是块遮羞布

（摘自网路）（饮酒过量 有碍健康）

卫服部长陈时中指责网路疯传其酒宴却不带口罩的影片为假新闻，民进党立院党团则称这是中共网军的认知作战。假新闻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已成民进党政权套利的工具，只要是逆时中言论皆被贴上假新闻标签。

假新闻已成数位传播时代各国共同的噩梦，其中脸书（已更名为Meta）公认是假新闻泛滥的推手。但作为拥有全球至少30亿用户的社群巨无霸引起的争议尚不止此。在《华尔街日报》的脸书档案报导里，Meta为了增加营收，其演算法以热度高低为涂鸦墙呈现的顺序，直接促成了偏激、煽动性言论的散播，并助长印度的宗教冲突及仇恨言论，亦成为人口贩卖流通的管道，且在疫情期间成为医疗假新闻的集散地、而2018年平台40%流量来自于剽窃的内容。旗下的Instagram则影响青少女身心健康，造成其对体态的焦虑或厌食症。

在网际网路发展3世代后，我们意识到除了数位红利外，数位之恶总与善相伴而生。既然我们已不可能反缩回类比时代，必须思考如何限缩数位之恶。

Meta自从剑桥分析事件（Cambridge Analytica）后刻意强调其为科技业者，平台中立，同时积极扶持第三方内容查核团体，协助其过滤贴文，甚至成立独立监事会，营造透明、问责形象，避免沦入管制命运。

然而吹哨者在英、美两国国会的证词及监事会发表的谴责声明显示自律仅是话术，第三方查核机制亦无法导正数位之恶，立法管制为仅有的选择。美国民主党籍Amy Klobuchar参议员提出「平台竞争与机会法」，规定并购业者必须自证未造成不公平竞争，否则不予核准。如通过，Meta可能面临whatsapp和Instagram被拆分的命运。另有呼声要求废止《电信法》230条款，解除平台业者的免责条文，并将社群平台视为公共媒体，因其便利性及必须性，且涉及公共利益，比照广播模式规管。

台湾在这波平台管制浪潮中远远落后。官员过去的借口是网路为不管制场域，近来改口称没有外商的管辖权。但同样亲美的南韩，日前不仅通过《电信商业法》管制平台业者不可绑定支付系统，且因谷歌对三星的反垄断行为开罚207亿韩元。可见蔡政府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

NCC虽回应将参照澳洲模式，规范原生媒体与平台间的广告分润机制，事实查核基金会董事长胡元辉并主张「基金模式」，将平台的分润收拢成基金，再透过申请补助方式分配给媒体。若「数位通讯传播法」仅于此，则无法解决有害言论及青少年保护等问题。

而基金模式更像是政府的白手套，直接主导商业利益的分配，容易形成亲亲之杀，箝制言论自由。日前该基金会接受外商赞助，颇有试办基金模式的味道，引人遐思，台湾似乎快要有媒体太上皇了！

（作者为元智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