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新三样」短期产能过剩？陆专家开药方：应打通堵点

应对「新三样」短期产能过剩，陆专家：踩刹车是药不对症。（新华社）

「2024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9月28日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全球产业结构变革与经济展望」为主题。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在论坛上演讲时指出，应对「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短期内「产能过剩」，简单的「踩刹车」是药不对症，真正该做的是要打通堵点。

邹骥解释，第一，讨论这些问题，要从应对气候变化和提振经济的紧迫性说起，这是逻辑的出发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提振经济的紧迫性，这两个结合起来，最后决定了我们的需求，而且要把它变成市场的有效需求。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里面有一个时间要求，大概需要我们在未来20-30年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碳中和，否则很难实现到本世纪末升温远低于2度的目标，尽量达到1.5度的升温幅度。一旦这个升温幅度被突破，自然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巨大的变化，其造成的损失——用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的话说，将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损害会很大，而且对整个地球系统可能是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时间要求。

那么，这两个紧迫性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能源转型」。能源转型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毫无疑问，现在大家谈论的以风能、光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核能、生物质能等目前已经浮出水面、上升趋势显著，这些是要挑大梁的，特别是风和光。另外，还有能源终端使用部门，比如工业、建筑、交通的电气化，这两个要绑在一起看待。

邹骥表示，他参加了《巴黎协定》谈判的全过程，当时中国已经在实现战略转身了，但有的还只是概念。当时他给解振华主任画「库兹涅兹」曲线，说中国肯定要达峰的，中国应该有达峰的目标。而且，人均排放的达峰水平和整个变化趋势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好像还都是从理念出发，从一些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的实际经验出发。

但是，《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谈判成功、2016年签署的，到如今有八九年时间了，这期间发生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奇迹，这就是以风和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动力电池技术，直接影响到汽车技术，风光发电成本降了80％-90％，而且还在继续降，然后电池技术迅速产业化，变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

去年中国「新三样」出口一下就达到人民币兆元，大概占整个出口额的4％，这可不是小数目，而且这个金额还会继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也很猛。国际市场尽管存在问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噪音、加税政策，但是挡不住。西方专家认为，「即便欧盟加百分之几十的关税，中国还赚钱呢！」因此反过来说明，中国的成本有多低，底气就在于此。

在这种形势下，问题就转化为中国如何对待这几个产业？怎么评价它们的地位？包括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在能源转型中的地位、应对气候变化的地位，乃至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邹骥表示，一个国家的战略地位是靠基本综合国力、头部企业、经济财富和技术来确定的。今天大家看到中国要变成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路要走，得到2050年。但是如果全世界跑的都是中国生产的汽车，从历史经验来看，就只有日本、德国和美国，再加一点法国、义大利的占比，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可能就真是发达国家了，而这当然还是表象。

应对所谓「产能过剩」，不是踩刹车而是要打通堵点

邹骥认为，上述「两个迫切性」形成的巨大潜在需求，让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产能以5年的尺度来看并不过剩。COP28大会上谈论的「Triple Renewable」和「Double Efficiency」的目标，是全球共识，要实现这个目标，包括中国产能在内的全球产能是有缺口的。

在这个共识下，中国的企业投资，以太阳能为例，大概每年10亿千瓦的产能应该是不够用的，服务全球，是中国期望达到的目标。「但是，以一年、两年的尺度来看，确实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这就是一个不均衡的状态。经济发展最永恒的状态是不均衡，但它的趋势又是均衡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邹骥认为，大家看到了短期的不均衡，但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踩刹车。「现在好像是说去年风光出货3亿千瓦，风光行业开始卷了，开始降价了，企业没利润了，踩刹车。去年目标定的是1.6亿千瓦，结果达到3亿千瓦，于是今年目标定了2.5亿千瓦。」

「我觉得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政策一致性。」邹骥指出，「现在我们也强调，能源政策、气候政策、新能源产业政策和现在整个国家要提振经济、要稳增长、要扩大需求的政策是不是一致？但这时候如果倾向是踩刹车，那恐怕不对症。」

「刚才我刚进门前有一个记者追着问，邹教授，您谈谈今年光伏企业怎么出清？我认为这个药方恐怕不对，可能症状你看到了，但开的药方不对。」邹骥指出，「现在的重点不在于出清，重点是如何打通堵点，扩大这些产业的发展，把下游的需求创造出来，也就是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这个题，应该是主要政策者和我们实践者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我倒认为，今年新增风光产能的目标至少应该还是3亿千瓦，而且我认为是稍微踮着脚可以完成的」，邹骥认为，「上半年是1.25亿，全年平均2.5亿，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有可能还能达到3亿千瓦。」

堵点在下游：对标德国和美国，我们还有很大空间

邹骥指出，产能没有问题，「问题是堵点在哪儿？在下游。」从物理条件来看，是风光发电电上网难。所以，一片红区就出来了。但是，上网难有两个出路，一个是电网还要努力，有努力上升的空间，吸纳可再生能源；另外一个就是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尽量不上主网，在配网、微网里配置，而且尽量自发自用。

邹骥观察，有两个国际体系可以对标：德国电网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的占比已经达到58％，中国下个月就要组织跟德国电网的对话，「我们想知道德国的再生能源上网58％到底是怎么达到的，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有利条件？」

邹骥指出，「对比之下，中国是多少？我们在20％和58％之间。哪怕中国有特殊情况，比如我们缺少天然气机组，都是超临界，大型的百万千瓦机组，缺少灵活性资源等等，这都是我们的困难。那么达不到58％，到35％、40％行不行？这是一个问号。」

邹骥表示，另一个是加州的电网，日前他在纽约开会，又一次访问加州能源委员会主席，被告知加州电网现在接受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是61％，而且电网的稳定性在改善。可见，中国电网还是有潜力往上走的，还可以走得快一点。

今年夏天没限电：苏州的经验是个好信号

邹骥指出，电力技术不太存在什么国情的问题，放到哪儿都是这个技术。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储能。今年夏天中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就是苏州的案例。

今年长三角地区的热浪是历史上温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空调负荷最高、尖峰负荷也是最高的一年。但是，今年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出现夏季限电的一年。原来是在储能和需求侧管理采取的一些措施起了作用。

邹骥表示，一个核心措施是，苏州在今年准备好了51万千瓦的储能能力来削峰填谷。靠51万千瓦以及事先预报的需求调节，今年就做到了夏季不限电，这就是摆在眼前的现实。「这说明了什么？我们靠修火力发电厂来准备一年峰值时刻的电力，发电2000多个小时成本效益巨低的事儿可以翻篇儿了，我们不用再靠修火电厂来应对用电峰值。」

邹骥认为，如果用青海这样的案例，不足以说明问题，但一个13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人均GDP2.7万美元的发达城市苏州，就有说服力。而且苏州的电网储能能力给中国第二大经济体江苏省做出了贡献。

邹骥表示，加州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德国是第六大经济体，这些地方都能实现，我们怎么就不能实现？珠三角先实现，长三角先实现，京津冀先实现，行不行？这是一个通道。

供给创造需求：分布式电源在基层潜力巨大

邹骥表示，最后一个通道，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存在大量潜力。中国现在每年新增的装机里有2／3是分布式，未来还会更多。当然，还有些新做法，比如要大量发展微网，把微网连起来，还要改造配网；但是，大量的分布式发电，不上主网，减轻主网的接收间歇能源负担，我自发自用行不行？我互联互通行不行？我做大量的虚拟电厂行不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前景。能源基金会已经做了几个典型案例，当然还要做大量工作。

邹骥表示，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打通的堵点，就是有些可再生能源自己用不了。比如山东的农民，自己屋顶的光伏发电，才用10％。我们打算给他们先提到50％的利用率，怎么用呢？给他们装上储能装置，村级储能、台区储能或者户级的，这就是因地制宜。

装完储能以后，这个电就可以商量怎么用了，比如农房建筑的电气化；装上热泵，冬天取暖，夏天制冷；农机具，比如拖拉机、播种机全都可以用电池了，不用柴油了，等等。

邹骥指出，这些分布式电源的使用场景，只有到村里边、县里边看，才能看到真实情况，坐在部委大院看不到，一定要下基层，能人在民间，民间解决方案多着呢，而且都做出来了。这个堵点打通，就能把需求提升上去。

邹骥表示，日前去苏州开会，他和协鑫的老总朱共山说，「你现在最不需要的是补贴，最需要的是订单，他说是。那么按照我们上面提的这些方法，太阳能的订单就很多了，创造新需求，这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挖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需求，与中国实现中高速增长目标一致

邹骥表示，大家一直讲政策的一致性，「我认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扩大需求，以此来支持中高增长率，这些政策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国债往哪儿花，去补贴那些农民用户，未来十年内，他们会成为第二个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可再生能源就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不但给了钱，还给了能源，然后他就可以改善生产，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这样经济就转起来了。这跟收入倍增计划也能结合起来，振兴乡村，为解决城乡差距做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