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

对身处收容中心的越劳而言，阮文雄不只是一名神父，而是为他们争取权益的天使。（本报资料照片）

越边：难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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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台湾之间的缘分说起来还是有点随机的。我在澳洲服务的修会是高隆会，还没升神父之前，我要经过两年的实习，叫做Overseas Training Program（OTP，海外训练计划）。当时，总修会曾经问我要去哪个国家，我最开始登记的是要回去日本，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熟悉日本，对那个地方的人与文化也有一些好感，但最后他们却派我来台湾，来台湾不是我的选择。

提到选择，不得不再提起我的好友陈清龙，他可能是影响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之一。是他的提议，让我有了逃离越南的想法；当时在日本面对是否要去澳洲教会进修的抉择时，也是因为他愿意同行，才让我选择投身神职；不过就在要实习之前，陈清龙与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选择还俗，我则选择继续将这条成为神父的路走完。不过，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有联系。有时候在他身上，我会看见「那条我没有选择的路」，比如说我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没有，可是也许正因为我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我才能在台湾完成一些我想都没想过我会做到的事。

因为就算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还是希望可以尽我所能地好好把它完成，所以在确认会被派到台湾来之前，我进行了很多研究，例如台湾的政治、社会、人民等等，我要了解我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是在蒋经国过世（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不久之后来台湾。来到台湾后，我先到了新竹。在那里，修会租了一个地方给我们这些做OTP的。到台湾这边的有四位，两位是澳洲修士，两位是爱尔兰修士。来自澳洲的两位，其中一位是亚裔，另外一位则是有欧洲背景。我们四个人跟另一位神父住在东南街，每天走路、搭巴士，到交大附近的圣神堂上中文课。高隆会请了两位耶稣会新竹语言学校的老师教我们，一位姓刘，他以前是军人，我都叫他刘老师；另一位姓罗。他们两位都是外省人，特别是罗老师的中文有北京口音，像是「你去哪儿？」、「你坐在哪儿？」。

跟日本的寒冷气候与澳洲的炎热比起来，我对于台湾的第一印象反而是气味，空气中好像弥漫着各种气味，我不会说是好闻的气味，我之后甚至推测那是因为台湾当时还没有将废水地下化，所以到处都有没有加盖的水沟，也许那个味道就是水沟散发出来的。不过，不知道是我习惯了，或者整个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脚步很快，水沟的气味倒是消失得很快。

我们在圣神堂上课，首先是团体课，然后再上个人课。念了大概一年的书以后，我们才去实习。我选择到彰化的一间残障机构，一边练习中文，一边跟人接触。我很关心台湾的政治跟社会运动，也帮忙过越南的一群移工，他们是在嘉义或彰化的一间毛巾厂工作，多半都是南越平阳来的男生。他们的工时很长，加班一个小时才二十几块，住的地方也很糟。公司是到越南那边设厂，再把一群劳工用「实习」的名义送来台湾，但其实就是上班。因为这些劳工是教友，我就透过当地的修士跟他们接触。修士们不晓得怎么解决，我就去跟他们碰面了，也把这个事情陈报到劳委会去。最后，我们要求工厂改善他们住的地方，也将薪水还给他们了。

当时那间公司好像有去跟大修院的院长，也就是负责招募在美国的年轻越南人到台北修院接受神职训练的毛神父，谈到阮文雄这个修士。毛神父就写信给负责我的罗神父，说我喜欢政治、参加社会工作，并不适合圣召。罗神父就找我谈，说有人跟他申诉，看我怎么解释？我不只承认，还跟他说这就是该做的事。如果你是越南人，今天在台湾有这样的事情，「你会帮忙，我也是啊」。所以他就算了，不再跟我追究。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愿意再回来台湾继续当神父，不然照我的个性，我不会做我不喜欢的工作，还被无理由、没有人性地控制。

在第一次来台湾以前，我其实不知道这里也有一些越南难民。也是这次在台湾的期间，经过修士们介绍，才知道有澎湖难民营。当时我跟一位餐厅老板接触过，他是越南南部来的、跟斗南天主堂阮文固神父同船的朋友，在桃园开了一间餐厅。他之所以可以租到那个店面，也是我出面去跟房东协调、谈判来的。透过他，我跟他的越南同伴办了几次聚会，谈一些现在越南社会的状况，还把我们在国外的抗争，越南人在美国、法国跟日本的活动，分享给他们听、拿照片给他们看。

我跟他们说：四月三十日要到了。我们来办个活动吧。共产党说这是「解放日」，我们这些从南部来的人则说是「国恨日」。我们后来在台北找了一个地方，办了一场纪念活动。因为那些澎湖难民大部分都是越南南部人，有一些人也一起来参加活动，活动办得满成功的。经过这样的事情，我也认识了更多越南难民，他们的教会邀请我去他们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台北县三重的地下室，空气非常不好而且很潮湿。不过，一九九○年我离开台湾后，还有继续联络的只剩下那位餐厅老板和他的其他几个朋友，其他人就没有继续联系了。（三之一；摘自《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