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生」沒那麼簡單！職場女性都同時陷入所謂的「芭比困境」

示意图／ingimage

●2017年财经媒体报导，一位怀孕妈妈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在第一时间便告知主管自己怀孕的消息。不料主管却回应「你生完小孩后，去24小时托婴」，甚至被暗示要是产假休满再上班，以后「就给我注意点」。

●2019年新闻报导，一名40岁的怀孕妈妈即将临盆前向公司请产假，却被公司要求必须「亲自去现场填假单」。虽然经过几番沟通后得以由亲属代理，但却遭到主管频频刁难，甚至打电话骚扰，不想让即将临盆的妈妈请产假。

●2021年论坛留言，一位职场女性因为怀孕而遭主管「降职」，由主管转为助理，原因是公司认为一个怀孕的女性无法胜任份内工作。

●2023年论坛留言，同样是一位在公司担任行政职的女性，在就职一年后发现怀孕，便被主管约谈。原因是认为女性在怀孕后会无法承受工作压力，后续产假、育婴假也会影响工作进度，并三番两次地逼辞。

根据内政部最新统计，台湾新生儿在2022年仅剩13万8,986人，创下历史新低，而2023年1月新生儿数为1万948人，也相较前一年的同期少了两千多名。

从中央到地方，每当选举逼近，即以「出生率乃国安问题」作为口号，信誓旦旦地表示，将会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优惠条件，试图解决少子化问题。

然而，从2022年六都准市长针对育儿议题所提出的政策却可发现，大部分候选人皆将「提升生育率」的重点放在育儿津贴、幼教软硬体增设等等，以强化「外部条件」为主要施政目标，包括：

不可否认地，托婴、幼教资源的不足，与低薪、高房价所带来的普遍经济负担，是影响当代家庭决定「生与不生」的关键因素。

然而在这些显性的议题底下，却还潜藏着女性「婚生年龄」与「自我实践」之间的利害与冲突。而直至目前为止，很少有重要候选人、关键主管机关对此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当代女性不生，难道只出自于「外部环境不允许」如此简单可见的因素吗？

在大声疾呼「为什么给你钱还不生」、「比起以前女性已经有更多选择」、「结婚生子也不意味着要放弃职场」之外，是更多结构性的问题；当代女性在「被给予更多选择」之后，仍有许多尚未被时代解决的前因在他们生命中持续作用，形成更为繁复、纠结的后果。

不是「妳究竟怎么才愿意生」，而是「我们可以怎么一起面对」？

最佳生育年龄迷思、社会传统价值观影响，导致女性对于生命阶段具有更强烈的焦虑感与急迫性、非常多优秀的职场女性在30岁关卡被迫「分心」。一个「只有事业、没有家庭」的女性，就好像得不得不面对「不算一个真正优秀且幸福女人」的质疑。

可以设想，一位优秀、有梦想和盼望，并渴望自我实现的女性，好不容易熬过初入职场的种种考验，在即将迎来生命中第一个事业转折点时，总是比男性们多出了一道关卡：她好像不得不开始面临「拼事业（或更广义的自我实践）」及「婚与生」间的抉择。

而绝大部分因为抉择而产生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

根据台湾近20年来劳动参与率资料显示，25至29岁间女性劳参率最高，2019年甚至达到90%的高入职比例。加上无需服兵役，在此阶段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甚至比男性更高。

然而，到了30岁，女性劳参率则逐步下降。面临结婚、生育、长辈照顾需求渐长，女性劳参率在10年之内降幅接近20个百分点，甚至在35岁以后女性劳参率方面，远低于日、韩等先进亚洲国家。

因此，当我们讨论「低生育率」时，它不该只是「怎么样妳才愿意生」这样粗暴且单薄的问句，而是「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女性能够在成为母亲的同时，依然可以保有自我的友善环境」的问题。

在这当中，政府、企业、家庭、社会都是其中的参与者，每个环节都将影响一名女性如何「抉择」她的人生。

成为母亲，不就是要我让渡自由的空间吗？

劳基法保障女性在怀孕期间不得在夜间加班、可申请调换工作岗位、请产假时不得解雇与差别待遇。

然而实际执法者是「人」，在男性领导者仍占逾80%的现况下，我们难以预料，实际职场、家庭及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给予女性全然公平（equity）的发展环境。

根据台湾儿童福利联盟针对25至45岁未生育男女的「生育意愿」调查，发现有38.6%的男性无生育计划，不想生的女性则高达46.4%。

其中，绝大部分男性「不想生孩子的原因」皆为外部因素，包括「整体社会环境不佳」、「无法给孩子理想生活状态」、「经济不允许」、「没有婚生对象」；而女性不生孩子的理由则多为「不想现有的自由受到影响（55.2%）」、「无法给孩子理想生活状态（53.7%）」及「整体社会环境不佳（50.2%）」。

另一方面，从内政部卫生局于2022所进行的「台闽地区婚育调查」中也可发现，已婚但未生育者中，有超过50%仍没有生孩子的计划，其中58%受困于经济因素。

进一步调查则发现，男性当中有高达六成对于「没有房子」与「无法支应养育小孩的开支」感到焦虑；而过半数的女性则最重视能否提升或维持既有的生活品质，以及自由的空间。

由上述问卷结果及实际状况可知，许多职场女性在生育之后多半得面临「同样的24小时却得承担更多样性的工作与责任」，在既有工作无法更弹性的调整与因应的情况下，女性同时负担产后的生理变化，以及大部分育儿及照护的压力。

在现实上，「自由受到限缩」几乎无可避免。这显示了当今的职场及家庭环境，仍难以为生育后的职场女性提供更具弹性、包容性的条件，以致女性更容易浮现：「若我无法达到产前的产出及水准，亦无法全然承担社会对于一名母亲的要求，那么我就是个不够完美的女性、不够完美的母亲」这样的想法及迷思。

由此可见，「法」与「政策」无法解决的是女性对于自我消逝的恐惧。

婚生对于女性而言，某种程度上仍意味着自由的让渡；长年以来母职意义的被忽视，也使「全职妈妈」受到社会与家庭严厉的检视。功筹不计、却仍要展现宽容及无私，后续回归职场更会受到忽视与阻碍，女性掐指一算，生孩子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在这些前提之下，社会应该停止认为「母爱能解决一切」；真正爱孩子并渴望婚生的女性，也不应再抱持着「咬紧牙关承担自己决定」的心情。

女性在「生与不生」议题上应该有更多的选择与想像，也应该得到更多企业、社会与家庭的支持，共同关注除了外部因素（包括政策、法规、硬体）以外的内部成本，将更大的空间与全新的逻辑开展出来。

打破角色定义，将双亲视为一体

如今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一位职场女性如何能够从职场、家庭、社会方面获得足够的支持，使其跨越生理及社会的不平等，而能在人生的发展与选择上，不用为了「生育」而担忧、不用独自承担衍生的风险。

以此为基础，我们也能看见政策与法规持续迭代。许多企业开始重视弹性工时、规划育儿设施及福利，并鼓励男性同仁申请陪产及育婴假，给予怀孕女性在工作上更大的同理与支持。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深知现况远远不足。当现代社会中的女性真正拥有了「婚生」的选择，我们需要确保这个选择背后不存在但书，而能让女性看得见每一条路的背后，皆存在多元的可能性，且没有任何一条路走向限缩。

当一名女性选择「我要生」，她可以感到支持、知道自己的生命有了新的开展，也明白即便每一种选择都有风险及挑战，但不至于是一场以终生为抵押品的赌注；当一名女性选择了「我不生」，并非出自于恐惧的驱使、权衡后的放弃，而是相当公平地，因为选择而备受祝福。

无论哪一种选择，在婚姻关系中的双方可以意识到彼此需要投注的资源，以及可以共同创造出的结果。家内的多元、公平、共融（DEI）同样地需要受到重视，它应该是一切的起点。

当女性在两人共组的家庭里考虑婚生，她能更专注于「意愿」而非「义务」，而伴侣亦可以感受到在自己在过程中所能施展的力量。透明沟通、共享情绪、感知彼此的困难、容纳不同性别之间因差异而需要互助或倾诉之处⋯⋯这一切皆可以是一种家内DEI的展现。

在日剧《月薪娇妻》里头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反之，男性亦然。日剧《月薪娇妻》中，当平匡的父亲听闻实栗怀孕的消息，与儿子展开了这么一场对话：

解构家庭，它不再需要女性「牺牲」，也不再需要男性作为「顶梁大柱」。

以「家庭」为单位，重组与安放，伴侣更像人生合伙人，是要携手渡一生的合作伙伴，伙伴之间没有谁放弃得多、谁配合得少，而是在两相权衡之中，「我为让你保有自己而更加努力」的心，以及「谁的牺牲都不是应该」的共识。

第一步，让我们先从「家」的改革开始，让安全的网从最亲密的人开始延伸，我们期许总有一天，这个世界能因为共融，而为女性创造更多元的剧本，以及成为「父亲」与「母亲」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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