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邓贝西眼中的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
新华社上海４月8日新媒体专电（记者许晓青 刘陆 张建松）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出生于１９８９年的邓贝西，前往北极地区出席国际会议、开展研究活动累计已有近十次。
中国首都北京与北极圈之间的距离，有数千公里之遥。如果从上海乘坐科考船出发，开展北极考察，航程更加漫长。
在邓贝西眼中，北极既遥远，又亲近，可以说是“那么远，又这么近”。
邓贝西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之一。２０１３年，他自巴黎留学归国，加入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从事极地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关领域的研究。同年，恰逢跨国研究平台——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筹备成立，他又承担了该中心秘书处的工作。
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是在北极气候快速变化和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背景下成立的。合作始于中国－冰岛双边海洋与极地合作，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倡议将中冰北极研究合作扩展到北欧五国，并建立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这一倡议得到相关研究机构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２０１３年底，该中心正式成立。
研究中心的北欧成员机构有冰岛研究中心、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芬兰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挪威南森研究所、挪威极地研究所、瑞典极地研究秘书处、挪威特罗姆瑟大学；中国成员机构则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极地法律与政治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极地与深海发展研究中心、大连海事大学北极海事研究中心。
作为一个跨国智库合作平台，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的研究主题聚焦于北极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北极资源、航运和经济合作，北极政策与立法等。
“这个中心成立和运行的意义，在于增进对北极及其全球影响的认识、理解，同时促进在全球意义下北欧北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与北极的协调发展。”邓贝西说。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外景（极地中心提供）
中国－北欧北极合作研究中心秘书处设于上海，就在上海浦东金桥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内。
“为什么会选择上海？我的看法是，上海是中国极地考察的门户，是每年南北极科学考察的出发地，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的发起机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很多从事国内极地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高校、科研院所也位于上海，可以为各项活动提供支撑。”邓贝西说。
其实，早在２００８年，他还是一名上海复旦大学的本科生时，就有幸被选中赴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开展为期两周的学习和考察。“正是那一次，我的人生第一次进入了北极圈，印象特别深刻，后来我就与极地研究结缘了。”
邓贝西虽然年轻，但见证了“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的成长。
经过４年的发展，该研究中心已形成机制化的运行模式。每年５月底６月初召开的“中国－北欧北极合作研讨会”和“中国－北欧北极经济圆桌会议”，已成功举办四届，由中国与北欧国家轮流举办。
“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来自中国和冰岛的同事共同参与会议的组织和筹备。”邓说。
目前邓贝西从事的北极研究工作比较具有周期性。每年的上半年主要是筹备中国－北欧北极合作研讨会和中国－北欧北极经济圆桌会议。
每年的下半年主要启动访问学者项目，该研究中心为中国和北欧国家的学者提供１－３个月的访问学者津贴，可前往成员机构开展访问研究。
北极圈内的芬兰罗瓦涅米（邓贝西摄）
此外，研究中心的学者每年还将参加三至四次北极国际会议，比如挪威召开的“北极前沿”论坛、冰岛召开的“北极圈”论坛等，与北欧国家北极问题研究的学者保持定期交流。
在邓贝西的电邮目录中，就与北欧各国近百名专家学者建立了交流联系。
本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芬兰进行国事访问。而挪威首相也将开启访华之旅。中国与北欧各国互动频繁，这都吸引着邓贝西等中国青年学者的敏锐目光。
在他看来，芬兰在破冰技术、港口建设、航运、采矿、协同搜救、海底光缆等与极地相关的技术领域具有国际领先地位。
“相信北极航线的开通，会将中国与北欧国家连接得更为紧密，也为中芬双方在上述领域开展合作创造了便利和契机。”这位青年学者展望。
今年５月，芬兰将接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芬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北极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持支持和开放态度。就双边合作而言，中芬两国在北极可持续发展、破冰船建造、极区基建、极地工程等领域有着可观的合作前景。
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的专家们，对中国与芬兰之间今后进一步开展科学合作、极地工程合作等，充满信心。
“中国在建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就运用了芬兰Aker Arctic船厂的技术。今后在极地的工程合作，相信中芬之间也深具潜力。”邓贝西说。
(原标题：青年学者邓贝西眼中的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