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半部近代史」──左舜生的故事
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章伯钧。（时报出版提供）
晚年左舜生。（时报出版提供）
一九四九年后，左舜生不去共产党的大陆，也不住国民党的台湾，定居在香港。他勇于奋斗，也善于放弃，不再涉足政治。曾开过一家杂货店（STORE），自己管进货，也管店面。这事非他之所长，借此谋生罢了。后来，以教书和写作为业，先后在新亚书院、清华书院、华侨书院等院校任教，讲授中国近代史，也讲《史记》、《汉书》。对史料的广泛搜集、研读精细和相识遍天下的人生阅历，使左舜生的授课成为校园一大风景。不看讲稿而至为生动。课后有时还约学生到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继续他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七月，反右运动处在批判的高潮，父亲、罗隆基等人已被毛泽东点名。左舜生在香港发表了他的看法，题目就是〈章罗等咎由自取〉他写道──
自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们发出了他们一番正确而切当事情的议论以后，香港的朋友们有不少觉得我们应当对他们寄以相当的同情，甚至应当对他们遥为呼应，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我总觉得他们之「被割」，确实是罪有应得。他们都不是傻瓜，过去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和中共发生关系，至少有二十年的历史，中共之毫无人性，中共之绝对之不讲交情，他们应让人早已明白，天下本是中共打出来的，他们不来「党天下」还让谁来「党天下」？他们容许你们这班「野和尚」在他们的庙子里挂单，这已算是天恩高厚，而你们却还不能安分守己，好好的接受「领导」，居然抓着机会，便想出头来「闹乱子」，其不幸而掉入他们的圈套，岂不是咎由自取！
章、罗在北京掉进政治罗网的时候，在香港的左舜生不去伸张正义，反而说他俩是「咎由自取」。这话很有点像说话刻毒的聂绀弩。为什么要说刺痛老友的话？左舜生有才气，但是才气并非是唯一重要的人格构成，真正有用且极为难得的是经过丰富实践经验（特别是政治经验）而形成的认知能力。左舜生说「章罗咎由自取」，就是这种能力的体现。
反右结束后，父亲对我说：「共产党统一了江山，老左要去香港。我说：『你和老毛是可以躺在床上谈女人的，还不留在大陆？』左舜生答：『我若留在这里，老毛第一个就要杀我。』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我们太相信老毛了！」说罢，父亲仰起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一九六二年秋季，左舜生得到一个偶然机会，到美国做了一次为期四个月的旅行。会见的老友有二百之多人，其中包括张君劢、顾孟余、董时进、吕超然，缪云台，陈立夫，潘公展，顾毓秀，陈香梅，梁和钧等，可谓个个知名，年龄都在六、七十岁，有的温文尔雅，有的慷慨激扬，但「一种关心祖国，维护民主和反对共产的心情，却毫无二致」。在美期间，他原本是避免任何公开演讲的，结果是怎么推也推不掉。他原本是打算只约不多的年轻人和少数人，结果来了许多，老中青都有。他的演讲题目是「对国民党及青年党两党失败的总检讨」，会场上有人提问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左舜生的回答是──「对这个问题，我只好交白卷。」多聪明！
一九六六年，大陆爆发「文革」。这一年，在台湾参观访问的左舜生发表了对台湾、对香港、对大陆的看法、观点和感受。其中对大陆问题的阐释尤为精辟，凝聚着他一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限于篇幅，我只能举两、三个例子──
比如，他说：「老毛这次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或赤裸裸说是『夺权』，其来源甚远，范围甚大，所牵涉到个人和派系的关系非常复杂，一经发动，绝不是短时期所能收束。」这第一卦就准了！搞了十年，一直搞到自己咽气。
又如，对于老朋友周恩来，他说：「周（恩来）陷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看来周也只能与毛刘同归于尽，再也演不出更精彩的一幕了；这并不说明周恩来全无能力，实在因为一年以来，毛已将党、政、军捣毁无余，文化教育摧残殆尽，乃至使得农、工生产以及交通与对内对外的贸易也全面瘫痪，乃至连周若干年来所苦心缔造的国际关系，也被连根拔起……甚至由周所构成几个点缀民主的所谓民主党派，也绝对不许存在。像这样一种全盘纷乱，周恩来仍想以过去敷衍的态度处之，使其返于宁静，如何可能？」
至于今后，在政权乱到无可收拾的阶段，可否出现新人物？左舜生回答也妙，还带着几分文采。他说：「要知道乱象已成，一个毫无凭借的戍卒，一个屠狗挽车的白徒，一个断发修行的小和尚，一个挖煤烧炭的村夫，都可以冒出成为一时代的英雄人物……只要给予人民一个再度获得安居乐业的希望，还怕他们不跟着走吗？」
无论处境如何，左舜生从不更改「书生论政」之初衷，臧否时局，月旦人物，「奋其如椽巨笔，口诛笔伐，即使得罪当道，亦无所畏惧，老成谋国之心，溢于言表」。由始至终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关怀民主宪政，其坚持反共立场也是从未动摇过的。
左舜生的随笔、杂记有如明沙净水，令我们向往那无法回归的年月和光景。所有的言外之言，象外之象，都了然于心。除了写作，他喜欢登山，喜欢看戏，喜欢买书，喜欢写诗，喜欢麻将，还喜欢认干女儿。（本文摘自二月中旬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 续篇》一书，时报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