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飞天：中国“马斯克”们抢跑商业航天

采写 | 崔玉贤

编辑 | 章剑锋、萧阳

出品 | 本站科技《后厂村7号》栏目

正当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SpaceX）为部署“太空互联网”，着手实施向地球近地轨道发射12000颗星链卫星计划时，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向高度封闭的航天领域破冰前行，迄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2014年起，不少优秀人才走出航天系统，投身民营航天，近50家商业航天创业公司陆续集结，至少70个投资机构持资入场。创业者和资本方汇流到这个尚属初级的赛道，试图追逐一轮可能到来的大风口。

SpaceX一枝独秀，让中国民营航天创业者看着眼热。数据显示，SpaceX在2002年成立时估值仅为6100万美元，2019年估值高达333亿美元，早期的投资人获得近600倍回报。

2018年10月27日，酒泉，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的“朱雀一号”伫立在发射塔，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观众和媒体翘首守望，但“朱雀一号”发射后入轨失利。

今年3月，民营火箭公司零壹空间的首枚OS-M系列运载火箭于酒泉发射中心发射，火箭在发射后失去控制，发射任务失败。

进入6月，另一家民营火箭公司星际荣耀首枚入轨火箭双曲线一号遥一正在筹备发射。这是中国民营运载火箭第三次尝试入轨发射 。

“我希望它能发射成功啊！”不论是早期投资人，还是上下游合作企业，甚至是星际荣耀的竞争对手，都希望这次发射能入轨成功。尽管SpaceX也是经过了多次失败后才成功，但业内人士对《后厂村7号》说，对于中国民营火箭，需要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来提振投资人和业界的信心。

对于陆续入场的创业者而言，机遇和风险常在，商业航天的竞赛，才刚开始。

走啊，去市场闯闯

2017年，在军工院所工作了超过15年的梁建军选择跳出来，与同是军工院所出来的三位好友共同创办了运载火箭企业“星途探索”。此时，蓝箭航天、零壹空间、星际荣耀等已成立两三年。

2019年初，在航天五院干了18年的何善宝，和小伙伴孙鹏飞一起，离开稳定的工作，创办了商业卫星运营公司正弦空间，开始了不断见投资人的融资历程。

《后厂村7号》记者采访了解到，商业航天有两股核心的力量，一股来自于航天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股来自于航天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前者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东南部的亦庄（运载火箭研究院附近），后者主要集中在北京西北边的北清路沿线（空间技术研究院附近）。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图源：人民网

2014年，国家开始推进军民融合改革，民用航天是重点向民资开放的建设领域。一批体制人，怀着憧憬，带着自身原有的技术经验优势，从“围城”中走出来，进行商业试水和摸索。

“对于国家来讲，那些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从体制内释放出来，提高了效率，并且引入民营商业航天竞争，未来能降低政府的采购成本。”何善宝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

他的伙伴孙鹏飞补充道：受固定流程的限制，研制效率低，同样的技术基础，商业航天三年能办到的事情，体制内可能需要用上五年甚至十年时间。

“这也会倒逼体制内的改革！”重仓商业航天的投资机构元航资本的合伙人王新河教授说。他曾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如今转型投资人，重点投商业航天等硬科技项目。

一直以来，航天产业涉及了国家战略安全，与军事密切相关，而且技术难度比较大，是高度封闭的领域。科研院所培养的航天科技人才大多进入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两大集团。

军民融合政策推行后，原有的航天人才开始流动。

待遇低，是他们愿意从舒服和稳定的体制内离开的原因之一。

比如去年（2018年）炒的沸沸扬扬的“张小平事件”，据当时相关媒体的报道称，原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一名副主任设计师张小平在年薪20万左右，跳槽到民营航天创业公司，年薪超“百万”。

看到“张小平事件”的报道，某航天体制内一名员工的家属小花（化名）也颇受触动。她希望自己的老公也尝试跳出体制，改善收入。

小花向《后厂村7号》记者透露，其爱人在航天院所已经做到了副主任研究员的职位（中偏上级别），可一年基本工资，加上年中奖、年终奖、补贴、项目支撑等，拿到手有28-30万。这对于已有两个小孩，在一线城市生活的他们来说，这些收入有点拮据。

“现在技术博士生进航天院，每个月工资10000元，税后7500元。此前博士生还会给解决户口，现在没有了，而且要先签劳务合同，然后所编制，最后才是事业编制，时间周期可能要拉长十几年。”小花认为，为事业编还要“耗”上那么长时间，不值得。

商业航天网上公开的招聘信息显示，软件工程师的薪资在20K-25K之间，发动机总装设计25K以上，电推进推力器设计25K以上，工作地点还是西安这样的西北部二线城市。数据显示，2018年西安的平均薪酬为6197元，20000元以上算是偏上等收入了。

除了薪酬之外，能实现更大的梦想，是另外一个他们考虑的因素。

孙鹏飞是1988年生人，原来在航天系统内专门负责卫星设计工作。他说从周围年长老同事身上，一眼就能看到自己人生的前景，“我骨子里是爱折腾的一个人”。走出体制围城，进入市场赛道的孙鹏飞说，迈出这一步，有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坎儿要过。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原本方向是确定的，“未来几年的任务，基本上都知道，可能一个型号干五年、十年。”而走出来后，需要面对更多不确定性。

据透露，如果足够的努力，体制内做到副总师级别的，基本上都到40-50岁了。副总师甚至总设计师级别才能达到五十万的年薪。

张小平事件发生后，一度，体制内人才向外输出的情况成为行业的“违禁词”、“敏感词”，民营航天企业不再敢提“挖角”一词。

但圈内人告诉《后厂村7号》，这件事情上达高层后，高层的态度很明确：既然还在国内，同样是为国家作贡献，没必要干涉。

这个指示精神得以贯彻下来，这样一来体制内的人再出来创业，就少了些障碍。相关商业航天公司创业者向《后厂村7号》指出，“如果体制内的核心技术人员不出来创业，很难实现军民融合。”

“与其说是人才外流，不如说是人才外溢。”在谈到该问题时，某运载火箭CEO认为：“从目前来看还属于正常的人才外溢，传统航天体制内人才梯队的培养还是非常成熟的，即使现在有很多人去了商业火箭和卫星的公司，但对原有的航天体制内的研发体系触动不大。”

他表示，虽然早期可能确实存在高薪挖人的情况，但就跟所谓的虹吸效应一样，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达到平衡，也不排除将来有商业航天体系里培养出来的人才倒流回去。

对于民营航天企业来说，在商海扬帆的同时，由于还处于发展起步初期，仍不能脱离与体制内的共生关系，包括未来在业务上的合作，比如商业火箭公司需要体制内上下游链条的支持。

在投资方眼里，商业航天公司创始团队的技术背景是其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指标。在商业火箭、商业卫星以及卫星应用等都投资过数家创业公司的元航资本，就特别看重所投企业创始人在航天系统中的经验积淀。

“对于高科技的创业公司，我们特别注重技术的来源和路径是否合理，是否合乎科研的基本规律和逻辑。科技发展到今天，高度专业化已是基本的特征。因此，创始团队专业化程度高低是创业企业是否能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判断技术来源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对一项可认为是属于高科技的技术来说，其技术拥有者的团队基本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成员受过良好的培养和训练，二是他们在其相关的技术领域有过5—10年持续实践。”王新河教授评论道。

据了解，他们所投资的一些民营航天创业公司，团队中不乏来自体制内的具有10—20年以上航天从业经历的技术骨干。

元航资本另一位创始人张志勇说，“为什么马斯克、SpaceX那么成功？因为马斯克就是一个非常懂技术的项目经理，老板懂技术，就能力排众议、快速决断，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懂得将技术和市场如何更好的结合，有丰富的商业运营经验去满足需求，也能顶住压力。”

这个市场有大饼，不是画饼

但走出来，并不是坦途。

“以前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好，创业后发现不仅面临着技术、人员问题，还要考虑如何商业化、融钱。”虽然已经拿到了数千万元的融资，但对梁建军来说，融资仍是件困难的事情。“这个产业毕竟属于新兴产业，很多人都看不懂，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

零壹空间CEO舒畅在谈起早期融资的经历时，也坦言自己碰了很多钉子：因为“怎么办一家火箭公司”的教育成本很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在当下得到验证，所以他只能选择懂这个领域、并且对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的投资人。

业内人士告诉《后厂村7号》记者，商业航天是个比较特殊的领域：高技术门槛、高投入，回报周期长，“4-5年培育期，才能够真正的产生规模化的收益出来。”

“这可能是个大坑呢，我们小规模的基金可玩不起”。一家早期投资机构的创始合伙人乔平（化名）对《后厂村7号》说。商业航天早期的投入成本高，只有两个人的早期团队，产品还处于DEMO阶段，估值都喊到1亿元，太贵。

华创资本早在2016年开始关注商业航天领域，但由于当时国内政策不明朗，一直处于观望状态。

“当时各种声音存在，比如发射场地不给民营火箭开放，发动机不能外卖等等。”华创资本前沿科技投资负责人公元回忆道。众所周知，中国只有酒泉、西昌、太原以及文昌四大卫星发射基地，如果不给民营火箭开放，那么民营火箭到哪里发射？

直到2017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探索研究开放共享的航天发射场和航天测控系统建设。

政策逐渐明朗，给了资本层更多信心。华创就在那时决定入局。经过权衡，选择了商业航天产业链中的运载火箭领域。

“火箭就是个非常具备确定性的赛道。只要发射卫星就需要火箭。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投资火箭的风险没有那么大。”公元说。“与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不确定的技术相比，我国航天技术有60多年的技术积累，无论是载人航天、登月还是运载火箭和卫星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创业，是已经被验证过的技术。”北京未来宇航空间技术研究院创始人牛旼鼓励道，“我们其实就是在解决怎么更高效率、更低成去实现这些技术。因此，资本层面应该对这个行业有信心，应该有更多资本涌入才行。”

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数据预测，未来十年内将有2619颗载荷等待发射入轨，总商业发射次数为412次，预计全球总商业发射市场空间超过250亿美元。Space X服务的订单到2025年已经排满了，并且都是高价值中高轨发射的大型的商业卫星。

鼎晖投资高级副总裁刘尚把火箭比喻成卫星上天必经的“公路”，他说“火箭是人类通往未知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属于基础设施，无论打一万颗还是一百万颗卫星都需要基础设施，路没修好都是白说。”

火箭这个赛道除了其“工具属性”之外，能够打动投资人的是火箭的投资回报高，有SpaceX作为对标。“投SpaceX的早期投资人都赚到钱了，SpaceX现在已经超过300亿美金的估值。”公元举例道。

来自未来宇航研究院今年发布的2018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投资报告显示，与2017年相比，2018年商业航天领域获得了更多资本关注：至少有70余家机构对30多个企业进行了不同轮次的投资，包括顺为资本、经纬中国、IDG资本等中国一线投资机构。

“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日益增长的运载发射需求和发射供给之间的显著不匹配。并不是没有发射需求。”张志勇告诉《后厂村7号》，在低轨小卫星发射上，马斯克有几千颗发射计划，而中国国有的和民营的公司卫星发射计划加起来也很巨大，未来中国宽带互联网星座可能需要将约3000颗、300-800kg重的卫星发射到1000-1500km高的轨道上，从减少火箭制造数量、大幅降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重复使用的液体运载火箭较为适合。

小型固体运载火箭则可以从运载能力、研制周期、履约速度等方面满足窄带物联网星座组网需求（卫星在50kg量级，轨道500-900km高度，共30-80颗卫星，分布在几个轨道面上），国内发射需求已经形成规模。

他预计发射市场长期会很紧俏，大量的商业发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低成本高可靠的发射服务能力是稀缺的，发射运载市场的规模和服务体量足以承载几家具备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条件的火箭上市企业。

卫星是火箭公司的客户，正在做商业卫星运营的何善宝说，如果民营火箭公司能发射成功，而且成本比体制内低廉，那民营卫星会优先选择和民营火箭公司合作。

他们这样的商业卫星运营公司，目前在商业火箭不具备入轨能力的情况下，很难放心将自己的业务订单交给体制外的创业公司，出于经济安全性考虑，要发射卫星，只能往体制内找运载火箭合作。

采访对象告诉《后厂村7号》，火箭与卫星两个环节，高度捆绑在一起，后者的需求决定了前者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荣辱与共。

不能入轨，一切都是空谈

民营火箭公司，当下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能行”。

2018年10月27日，10辆大巴车载满了人，按顺序依次进入属于“军事基地”的酒泉，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航天城对外开放，需要经历层层检查。

在发射之前,当着一众媒体和观众，蓝箭航天CEO张昌武做了个简短的演讲。他说，当看到“朱雀一号”伫立在发射塔时充满了激动，甚至想掉下眼泪。一家民营企业能将大家带到国家发射基地，背后工作的艰辛。

不过，最后的结局并不完美：火箭发射后飞行正常，一二级工作正常，整流罩分离正常，三级出现异常。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前的“朱雀一号”火箭

业界有声音认为，在朱雀一号伫立在发射场时，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蓝箭航天成为国内第一个拿到中国民营运载火箭发射许可证的公司，也是最早取得行业全部准入资质的民营火箭企业，并且将能力链条、供应链条、体系链条以及发射链条四个链条全部打通的企业。

事后，张昌武也表示，火箭发射需要国家准入资质，也就是“军工三证”，还要分别拿到国家航天局和中央军委主管机关发射许可。这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一种认可。

紧接着2019年3月，零壹空间的首枚OS-M系列运载火箭于酒泉发射中心发射，火箭在发射后失去控制，发射任务失利。

虽然两家的首次入轨发射均告失利，但外界以及资本层面给予了宽容。

“即使SpaceX也是在创业第六年，经过3次发射失败后才成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中国商业航天才刚刚起步，后面的历程还很长。”梁建军对于两家的失利并不悲观。

作为商业火箭公司的未来客户主体之一，何善宝直言，未来两三年将会是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在地面试验和入轨试验两个环节不停尝试的时间。他认为，“他们现在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后面一定会有成功的时候。”

6月份，第一梯队的“星际荣耀”也将发射自己的首枚入轨火箭，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投资人，甚至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都在翘首以待，希望这能给整个行业一些信心提振。大家担心，接二连三的失败，会让资本层面受挫。

“我们祝福所有的火箭公司，无论是我们被投公司，还是其他机构的，都希望有更多好消息。只有好消息不断，大家才会认为这个市场有机会，更多的投资人才会进来。”作为多家商业航天创业公司的投资方，张志勇说。

同时，他呼吁，投资人和整个产业，对发射成败有容错心理，要容忍在技术领域里面有失败。“会有一些不为人为因素所控制的偶发因素。即使一枚火箭成功发射，并不代表以后每次发射都会成功。”

虽然中国的商业航天已经上路四年多，目前还没有一家创业公司能够实现入轨发射。在何善宝看来，机会肯定有，但难度也比较大，只有具备相当的财力（资金）和人力（技术团队），才能经受得起失败。

由于起步较晚，对于另外一些像星途探索这样新成立的火箭公司而言，想要活下来，只能选择与蓝箭航天、零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梁建军希望星途探索能够实现“小步快跑”，先从技术难度较低的亚轨道市场开始。据其透露，今年6月份星途探索将实现自己的亚轨道首飞。

第六届科博会（2018年）上星途探索展区

所谓亚轨道是指距离地面20公里-100公里的空域，超过这个高度被认为是轨道飞行，国际空间站的运行轨道则在400公里左右。从速度来说，亚轨道飞行发射初速度达不到环绕地球所必须的第一宇宙速度（7.9千米/秒），因而亚轨道火箭不足以将卫星送入近地轨道。

处在第一梯队前“三甲”的星际荣耀技术副总裁张琦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阐述亚轨道和入轨的区别：如果将火箭比喻成登山，入轨是运载火箭行业刚进山门，而亚轨道则只是进山门前的台阶，用来锻炼队伍和积累技术。

星际荣耀以及零壹空间已经在2018年实现了各自亚轨道的首飞。但亚轨道火箭技术难度相对较低，市场需求不太大，因此，对于民营运载火箭企业来说，最终要实现研发具有运载能力的中大型火箭，从而将微小卫星运入近地轨道。

“作为商业航天的运载火箭公司，能不能将载荷送入轨道是一个考验。”刘尚认为。

在挑战近地轨道发射的同时，中国的民营航天企业也在冲刺另一项艰难的技术门槛——研发液氧甲烷发动机。

据《后厂村7号》记者了解，在液体燃料中，液氧甲烷因其燃烧低积碳、高比冲、且来源广泛，成本低廉的优势，因此，很多民营火箭公司选择了液氧甲烷。在国内商业航天圈内，第一梯队的蓝箭航天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从Space X到蓝色起源，发动机都是选择了液氧甲烷技术路线。”蓝箭航天创始人张昌武说，“我们希望通过对液氧甲烷技术的研发，填补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使得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张昌武称，在液氧甲烷发动机方面，蓝箭航天2019年5月17日首台80吨液氧甲烷发动机“天鹊”试车成功，成为继美国Space X、蓝色起源之后，世界上第三台完成全系统试车考核的大推力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

但相关商业航天业内人士对液氧甲烷发动机的研发不抱乐观，认为风险太大，理由是，著名的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研发10年仍不成功，而马斯克的猛禽液氧甲烷发动机已经搞了6年，目前也依然在研发测试中，没有上天。

该人士称，“液氧甲烷技术路线有着太多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物理化学特性和相关技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和实际飞行检验。”

这样一种尚无定论的技术创新摸索，在张志勇这样的投资人看来，不应该是现阶段创业者应该做的事，他认为“循序渐进”更为妥当，“作为民营企业首先得能活下来。你活不下来，再伟大的理想都是零。”

有耐心，才能活下去！

“春秋战国”，是业内人士对当下商业航天领域现状的一个形容，它意味着，原来这些在体制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人，现在需要经受市场的洗礼和挑选。

有业内人士承认目前处在“海选 ”阶段，“我估计几年内怎么着就会淘汰一批了。”

他这个判断，在业内趋于共识。短期的淘汰赛过后，最终，市场只能容下2-3家运载火箭企业生存——这是《后厂村7号》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业内说法。

“一家运载火箭企业从成立到能够量产一支火箭大概需要20亿元投资。现在这个赛道上将VC的钱、PE的钱、上市公司的钱以及国家的钱综合在一起，也就只能支撑2-3家企业跑到像Space X一样，也就60亿元的总盘子资金。”公元解释。

“大家都要练内功，具备被选的条件，光拼关系不行，没有实力，没人敢把东西（订单）给你，没人敢支持你。”接受采访的商业航天创业者说，国家体制内的需求主体需要低成本、高效率、有竞争的航天产品（火箭、卫星）供给。他们相信，几年内，领域里完全可以出现至少一家备受瞩目的大体量商业航天公司，只要相关需求方机构大力支持，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航天公司马斯克的Space X，就得益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支持。

NASA派宇航员协助Space X进驻空间站

图源：wccftech

资料显示，2008年Space X在经历了前三枚火箭发射失败之后，资金遇到了严重问题，甚至连员工工资都拿不出来的地步，随时面临着倒闭的风险。此时，NASA伸出援手，将高达16亿美元的订单交给Space X，帮助其渡过了危机。为了扶持SpaceX，NASA甚至将自己的核心技术骨干派驻到公司。

综合《后厂村7号》采访获得的信息，火箭研发周期长，要使技术达到适合商业化发射的成熟可靠阶段，少则五年多则十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创业者、资本方，都是考验。

采访对象介绍，目前圈内存在一些浮躁现象：

一种情况是，商业机构一开始就缺少资金实力，“再搞几次失败，那基本上就没戏了。”另一种是利用商业航天的概念，发一个卫星上天，进行炒作赚钱，“不乏这种人”。

还有一种情形：对于商业航天的创业者来讲，通过不断融资来实现输血的同时，也要面对资本的利益诉求和驱使，有人将此种关系称之为“裹挟”。创业者有时候也会处在不得不为和有意为之的境地，本来不该去入轨发射的，结果有些企业就发射了，因为需要一些里程碑事件，需要向资本自我展现。

在商业航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风来了，“猪”也不一定就能飞起来，不是业内人士，很难理解其中的现实。

作为资本方的元航资本创始团队也向《后厂村7号》记者提到这样一个现实——目前在商业航天领域存在想快速催熟和收割的“赌”的心态。

“万一成了呢？但大概率是不可能的。科学是容不得赌的。”张志勇说，科学事业需要资金投入，但并不意味着成堆黄金堆进去就能解决问题，相反，不尊重科学规律，不敬畏研发积累，急于求成，还会毁掉整个商业航天市场。

他提醒资本圈，如果没有作出等待5-7年的准备，不要贸然进入，“规模化的收益前提一定是能够成功入轨发射，成功入轨发射才可以搭载荷，载荷了才可以卖钱，才能回收以前所有的投入成本。”

孙鹏飞等创业者也说，“互联网模式是迭代快、门槛低，大家都能复制，商业航天不一样，资源汇聚难度大，技术门槛特别高，很难快速成功，需要创业者与资本方有足够的耐心。”

从采访对象的披陈来看，投机和浮躁行为，对尚显稚嫩的市场，无异一剂毒药。

元航资本创始人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新河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硬科技领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很多的项目是受到物理定律限制的，所以，创业者和投资人不要期盼或奢求跨越式、爆发式的项目。

急功近利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会招来严重后果。不仅会让投资人产生畏惧心理，也会给国家有关部门和发射场方面留下不良印象，“我本来是军用的，或者国家控制的发射场，我现在给了民营企业，你民营企业来一次败一次，来一次打飞一次，人家最后说你们这些民营企业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以后还该不该支持你们？”

在通向浩澣太空的这条赛道上，少不了坑和坎，少不了各种原始欲望的缠绕，已经处身其中的参与者话语中不无警醒信号——除了靠着自身的积累，扎实走稳每一步，没有捷径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