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再度被起诉 能否动摇韩国财阀体系?

(原标题: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再度被起诉 能否动摇韩国财阀体系?)

作者 权小星

据韩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下称“首尔地检”)正式起诉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在镕,指控其涉嫌操纵股票、违反资本市场法和外部审计以及违反信托,并在三星生物制品株式会社(Samsung BioLogics Co Ltd,以下简称“三星生物”)IPO期间会计欺诈,从而为李在镕接班三星集团营造有利环境

这也是自2017年2月,由于涉及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丑闻期间非法行贿而被起诉后,时隔三年半再次卷入诉讼

除了李在镕本人,另有10名三星前高管和在职高管,也因类似的罪名被起诉。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从首尔地检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检方在起诉书当中表示,李在镕涉及在2015年针对三星集团旗下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两家公司的合并过程中,不惜以会计造假的方式造成资产贬值,从而为李在镕接班营造有利环境,并损害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

其中,检方指控的重点内容为,李在镕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合并,被指控在2016年三星生物实施规模高达20亿美元的IPO前,故意抬高三星生物子公司Samsung Bioepis的股份价值。而根据2016年的三星集团控股数据,第一毛织则持有三星生物46%的股份。

由此,检方主张李在镕为了顺利完成合并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通过抬高三星生物的估值,进而使李在镕的资产估值有所提高,并帮助三星集团旗下两家核心公司的合并,涉嫌的欺诈性会计金额约为4.5万亿韩元。

对于上述指控,第一财经记者联系到三星电子方面,对方在给出的一份声明中仅表示将全面应诉,以维护合法权利;但三星电子方面的一名高管则以个人意见为前提,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疫情复发、韩日贸易争端持续经贸形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对于检方作出如此决定,我们十分震惊,并感到非常遗憾。”

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李国宪教授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次起诉书上的起诉事由,实质上与2017年2月,李在镕起诉书上的起诉原因基本一致,检方的聚焦点都是涉及到为了顺利完成李在镕的接班工作,只是当时主要的聚焦点在于非法贿赂,而这一次的重点则转移到了会计违规。”

2016年,李在镕因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干政”丑闻中,特别检查组提出李在镕为了在继承三星的过程中,获取便利而向崔顺实控制的财团捐赠,并以贿赂等多项指控提起公诉,在一审被判决有期徒刑,但在随后进行的二审中获缓刑释放。

此后,调查李在镕案的韩国最高检察院特别监察组向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上诉,目前正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

在此背景下,今年1月,由前任大法官、法律专家及学者组成的“三星合规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请求最高检旗下独立机构“调查审议委员会”就李在镕案是否应当被起诉进行审议。

李国宪认为,之所以检方一直抓着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的合并,主要源于三星物产在三星控股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非同一般。

根据三星电子于2018年底公布的控股结构图显示,三星物产共拥有三星生命保险19.47%的股份,前者对于后者持有大股东的地位;而三星生命保险又持有三星电子8.51%的股份,仅次于韩国国民养老基金(国民年金)持有的11%股份,位列第二大股东;若包括李健熙、李在镕父子的股份,则三星家族持有三星电子的股份达21%。

“之所以三星电子要采取如此复杂的形式持股,主要源于韩国财阀采用‘循环出资’的模式,即一家控股一家,并由处于控股链顶端的企业控制其余子公司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降低掌门人家族的控股成本,但也具备控股架构易被资本动摇的特征。”李国宪表示,在三星的控股架构中,三星物产是三星集团控股结构的顶峰,而三星物产的大股东为李健熙,因而检方会怀疑李在镕通过将其控股的第一毛织公司的估值提高,以完成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入股合并。

主要研究企业法的韩国律师朴昌玟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道,在涉及到李在镕的一些指控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量刑最高的一项指控,便是是否为了顺利完成继承,而采取了非法手段,这与韩国国内对于继承收取高达40~50%的继承税有着密切关联。

不过,一位接近于三星电子方面的韩方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自2017年该案爆发以来,一直被检方不断传唤、调查,三星旗下各子公司及部门办公室被搜查超过50余次,涉及调查了三星前任或现任员工近110人,不仅引发三星内部认为“针对特定企业”的不满,而且在韩国司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6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召开记者会,表示有关三星的许多外部争议,都源自于继承的事宜,从今以后,自己将所有的精力投资在提高公司的价值方面,承诺不会再因继承人问题引发争议,“我将明确表示,我没有计划将公司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而在此后进行的“调查审议委员会”上,13名委员中10名委员建议韩国检方,李在镕“不应当被起诉”。

上述知情人士提到,即便是涉及到财阀高管的案件,韩国检方都拖延将近两年,且韩国最高检调查审议委员会也曾给出“停止调查”的意见,虽然这项意见不具有强制性,但首尔地检选择无视建议实属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此前的指控中李在镕锒铛入狱,本次检方的起诉书中并未要求逮捕李在镕,上述人士也认为,由于李在镕未被逮捕,短期来看对于李在镕及三星整体的影响较小,“不过,由于类似诉讼最久可能会拖到五年,甚至更久,而目前三星电子在芯片动力电池等主要业务方面都面临重要竞争,因而审判的持续,不排除会影响韩国财阀特有决策速度较快的优势。”

李国宪认为,在“闺蜜干政”丑闻期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的游行中,关于“清算财阀”、“审判三星”等口号多次出现,侧面体现了韩国民众对于目前财阀体系的不满,因而李在镕就任以后的几年,相比于此前的三星,在社会参与及形象方面的投入更加具体化,且更开始重视企业在社会上的形象,这也是韩国的财阀试图逐步走出以“政商勾结”等负面形象所进行的自我拯救。

三星掌门人李在镕被检方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