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與江西男:觸動中國「社會不公」的敏感神經

《有点想分手了》帖子近日在中国引爆「外地人vs.上海人」,甚至是「上海女-小康-城市」对照于「江西男-贫穷-农村」的二元论战。 图/美联社

过年期间中国发生一则网路热议事件,该事起源于网路社群《篱笆网》在2月6日一篇题为《有点想分手了》的帖子,发帖人声称是个在外企做人力资源管理的上海女孩,她提到她的家庭小康,谈了一个江西男朋友,有一年了,但是因为对方没有家底,估计近两年没法买房,因此她的父母反对他们交往。今年,在男友再三央求下去了他江西老家过年。她描述了坐车的颠簸过程,更提到了当天男方家招待晚饭的心情: 「一看到这个饭菜我真的想吐了。比我想像的要差一百倍,我接受不了」。于是她心开始动摇这段感情,想分手回家。

这则事件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不仅登上腾讯、凤凰等各大中国新闻媒体,还上了北美最流行的网站《文学城》。许多评论指责这女孩「没有教养」、「不懂人情世故」、「嫌贫爱富」、「自我」、「任性」、「歧视农民」并贴上相应标签;也有站在上海女人这一方的论点,认为认清现实是重要的,从这顿饭里醒悟到双方巨大的生活反差,分手是正确选择。不仅如此,纷争更扩大到「外地人vs.上海人」的二元论战。直到2月21日《中国江西网》的记者向网路部门查证,该事件均为虚假内容。

姑且不论此事件是否为真,也不论是否有人刻意炒作,更不管官方说它为假是否就真的为假,还是只是为防止激化对立所刻意捏造的另一则假新闻,但令我们好奇的是,会引发网友如此多的讨论,想必一定是触动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而这个敏感神经是什么呢?

这则事件的讨论预设了一个鲜明的二元反差叙事:「上海女-小康-城市」对照于「江西男-贫穷-农村」。以爱情为舖垫,以春节为引爆点,因而使得冲突变得更形尖锐。顺着这个叙事,我们不妨来爬梳这些口水战背后的社会病根。

▎城乡差距下剧烈的社会不平等

图为事件中,男方家庭所招待的晚餐。 图/网路来源

拉长历史脉络,中国历史向来有一套科举考试制度来让穷人获得翻身的机会,尽管这套制度箝制思想,但读书可改变命运成为中国人的信条。

约在1950年代末期,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实行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人口的居住地点和职业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个户籍设计产生了社会不平等。城市发展工商业,一般生活稍好;农村停留在传统农业,少有工商业,整体较为落后。农村户口的孩子一出生就不如城市户口的孩子。除了文革时期没有高考(即大学入学考试)外,在一般状况下,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上大学是过去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延续,因为意味著录取者的户口会变为城市户口,便可跳出农门。进而,在毕业后,他们可成为政府干部,或在城市中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因此,刻苦考上大学对农村孩子而言是向上流动最重要的途径。

改革开放后,表面上人民在城乡间可以自由流动,但接合新自由主义全方位的市场化却让各行各业进入图利的逻辑中。当教育逐渐产业化,富人与穷人的孩子差距逐渐拉大,「拚爹」更为变本加厉。

「拚爹」的状况与拉大贫富差距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有关,这在很多国家都发生,并非中国独有。然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权贵垄断资源却鲜少能受到制衡,加上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独厚城市户口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一旦教育更加产业化,不同阶层的子代被迫在不同的基础上竞争,因而更阻碍着贫穷阶级的向上流动。

另外,由于教育普及化,社会各个领域竞争激烈,同一个领域有愈来愈多的专业竞争者,其资源配置已变得非常紧张。但有许多社会资源已被权贵垄断,导致大多数人要为争夺所剩不多的资源而斗争。如此一来,当社会不平等程度增大,不同阶层的父代将社会资源用于其子女的相互差别也就越大,而子代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也持续扩大。于是社会阶层间的流动的身份壁垒就会显著增高,垂直流动渐渐变少。

另一方面,当资本与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农村的教育愈来愈缩减,城市的学校在增加,农村却因人口渐少而撤点并校。城乡间的教育资源的差距拉大。

不仅如此,农村子弟在城市发展还有一个不如城市子弟的劣势,其反映在社会资本(人脉)的不足。根据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教育获得城市户口的农家子弟,即便干练,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在行政职务与经济领域的升迁上,与城市人相比,他们固然可更早地获得中层的职务,但却很难晋升到高管的职务。原因是农村男子的亲朋好友都在农村,不在城市。与来自城市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缺乏亲戚、朋友、邻居的帮助。特别是,当竞争者都同样优秀时,来自城市的竞争者则能利用人脉获得宝贵的资讯和推荐,有助于他们迈向高位。尤其有些部门考核的标准比较模糊,这会给拥有人脉的城市人提供更大的运作空间,这些因素都让农家子弟在职务晋升上处于劣势。

在中国,「拚爹」是权贵垄断跟计划经济政策遗留下来制度性障碍的结合,一旦碰上教育产业化,富人与穷人的孩子差距逐渐拉大,不同阶层的子代被迫在不同的基础上竞争,「拚爹」现象将更为变本加厉。 图/路透社

在城市中少了社会资本的农家子弟,在行政职务与经济领域的升迁上,与城市人相比,他们固然可更早地获得中层的职务,但却很难晋升到高管的职务。 图/路透社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歧视

为此,城乡二元结构虽在实际地理的流动性上看似消失,但户籍所造成的身分差异却依旧隐含着不可避免的歧视。要成为大城市的居民,该地政府总会设置各样门槛,只吸引高学历、高专业或高资本的人才,对低学历、低薪者却排除在外。这让想进城市发展的人无法在同一基础上享有社会保障。

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在流动性频繁后激起了城市人的区别划分。

一个江西男到上海发展多少会面临一些挑战,其挑战在于如何化解上海人对农民的刻版印象。由于过多农民涌进上海,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公车地铁随地吐痰,更有甚至影响上海的治安,有些上海人不免心生抱怨。农民在文明程度与素质的差异多少影响上海人对外地农民的看法。然而,上海的繁华又是农村子弟所撑起的,也非所有农村子弟的行为都如此,对农村人的歧视反而会遭致围剿。但许多上海人潜藏着——「上海人vs.外地人」——这个隐而不说的区分,平时或许不会特别去计较这个差别,而大家对于生活中的小事也多半都能包容。但一谈到儿女的婚姻大事,很多上海家长并不喜欢儿女与外地人(特别是农村孩子)交往,因此,上海女的父母反对她与江西男交往,正是反映这个事实。

婚姻市场上,城市人对农村户籍人士的拒绝也可从英国Channel 4电视台所制作的纪录片《中国光棍》中获得相似的印证。一位来自陕西的民工东明在北京经历许多次相亲。当他主动联络女方,女方总是先问他的户口,一听他是陕西人,就说没兴趣。他深感一种制度的歧视。可见大城市的人不喜欢外地民工,不是只发生在上海,城乡文明程度的差距蕴藏着隐而不谈的阶级对立,一旦引爆此话题,城乡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成区域论战。

英国Channel纪录片《中国光棍》

在婚姻大事上,「外地人」常因不符合「高学历、高专业或高资本」结婚条件,甚至因为没有大城市户口而遭受「本地人」家长的反对。 图/联合报系图库

▎世代困境下的压力

江西男的难题还不仅是先天的不平等,他还要面对他这世代的困境。

80后青年学者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指1980年代出生者)脱离农村在城市打拼这一代知识精英,所面临的深刻困境。他认为80后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但他们也遭遇了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他语重心长地地说道: 「在一个财富快速增长的社会,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因此,他认为「80后是失败的一代」。其实这不仅是80后所面临的问题,几乎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都要面对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世代不正义。

作家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也看到了这样一个80后的形象:出身贫寒的青年涂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他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命运的改变,自认为从此会走上一条「新路」,会成为一个「成功者」。但涂自强的结局是,「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化和定型的社会秩序中」,结果失败变得不可避免。他没有爱情,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最终因身患绝症而终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些知识分子试图在刻画一个事实:

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财富和资源日益集中,阶层也开始固化。当他们还固守「努力可以改变一切」的观念时,实际的变化已经超过这个观念。这正是这一代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历史困境。

江西男正身处在这个更不平等的结构中。

若农村子弟想在城市落户并结婚,他还要忍受城市高昂的房价。没房的江西男在女方父母眼里没有安全感,这正反映了中国父母对男方有无能力买房这件事,在能否迈入婚姻上占了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个观念并无南北与城乡的差别。然而,上海在2012年实施限购令,规定非上海户口的单身居住者不能买房,这无异剥夺了江西男买房的权利。而且,上海的房价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不景气而下滑,2015年至今反倒因一连串的降息更推高了房价。房地产的荣景固然撑起上海的经济发展,但却也更多将负担转嫁到从外地到上海打拼的青年身上,工资赶不上房价是另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强国家-弱社会」下的社会冲突

大城市给这个江西农村男孩的考验,来自于先天不平等的城乡差距、阶层固化、高昂房价、贫瘠的收入等。这些问题的总病根,在于没有健全的机制来监督制衡官本位的弊病,官商继续繁衍官二代与富二代,造成过度图利资本,但公民社会制衡的力道却又无法有效发挥。也就是说,「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使得民间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无力节制资本的狂野,社会不平等便会反映在这些问题上,进而不断加剧社会冲突。

在这意义上,公众对上海女与江西男事件的激烈反应也正与这些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或许对(虚拟的或真实的)上海女来说,发帖只是想说说她的内在感受罢了,但这个总病根若无法消除,社会冲突的敏感神经不但无法平息,甚至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80后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但社会上的财富和资源日益集中、阶层固化。当他们还固守「努力可以改变一切」的观念时,实际的变化已经超过这个观念。 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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