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縱即逝的《星火》雜誌：1960年中國學生對大饑荒的憤怒呼喊

《星火》总共只有八页，全部是手写的，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插图，制作看来十分简陋。但里面的文章全部正中中国过去与当下专制政治的要害。左为《星火》杂志，右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游行。 图／中国民间档案馆、维基共享

天水市东南郊有一条商店街，它有个不搭调的浪漫名字，名为「马跑泉」，也叫「马刨泉」。二十世纪中叶，一场激烈的斗争在马跑泉上演，那是一场共产党建政初期的极权统治斗争。当那场斗争于一九五○年代发动时，天水却仍停留在历史中，黄土高坡上溪水潺潺，点缀在溪边田野的神龛有的供奉神仙，有的供奉本地名门望族的祖先——好一幅田野、农民、庙宇与传统并茂，千百年不变的中国风情画。

▌本文为《星火: 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八旗，2024）书摘

但事实是，地方社会正惨遭撕裂。毛泽东的暴力革命亵渎、荒废了庙宇。原本农民还能拥有小片土地，但现在所有土地尽皆收归国有。明眼人一望可知，出现在天水的新建筑无非昭示当局为所欲为的大权罢了。

其中一栋是地方党部办公室，负责将北京的命令分发到村里。另一栋是拖拉机车棚，这是党要将农村生活现代化的第一项保证。马跑村只有一辆拖拉机，农民得共享。在过去，宗教生活是天水人生活的核心，但如今科学成了新的神祇，而科学与它的守护者共产党成了天水人的中心。

张春元是这辆拖拉机的管理人。张春元是韩战退伍老兵，负伤后接受修护、驾驶军车的训练。在天水这类穷乡僻壤，懂得维修车辆的人寥寥无几，地方领导庆幸能有他这号人物相助，要他负责监管这辆拖拉机。张春元不仅负责养护维修，还得替地方农民驾驶这辆拖拉机，因为没有人会开它。

但张春元的技巧掩不住他是社会弃民的事实。他曾是立功授勋的军人，曾是大学生，这些资历似乎无懈可击。但他所以来到马跑泉，是因为他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后，于1957年发起的大型政治运动「反右运动」，图为同年中国国庆游行中群众队列组成「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标语经过天安门广场。 图／维基共享

一九五八年五月，他与另外四十位兰州大学师生一起被下放到这里。他们都因响应党的号召，针对他们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批判而获罪。好几百万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捕、坐监，遭到折磨与流放。

就在一九五九年春暖花开时节，张春元等人被下放到天水劳动。师生分为两组，一组送往更偏西的武山县，张春元与其他二十几人分到了马跑泉，干着种田或照顾羊群的活。一九五九年大饥荒爆发时，张春元等人亲历当时种种惨状。他们仗着年轻力壮，还能禁得起挨饿，但目睹老弱与幼儿缓缓死去。

同时也因为中国人敬爱读书人，师生们得以幸免大饥荒最毒的侵害。甚至在饥荒压境的情况下，地方干部也知道这群年轻人的知识远超在地民众，有人于是建议办个「开放大学」，利用这些下放青年教地方农民认字。就这样，这群年轻人得以免除苦役，能在拖拉机车棚边的党办公室准备教材。他们有了难得机会，可以读到全国性报纸，可以追踪那一件件梦魇似的灾难事件，看着它们带来大饥荒，看着它们一路走向毁灭。

一九五九年八月，他们读到有关河南农作收成破纪录等等奇迹般的报导，知道这根本是凭空捏造。其中一位学生谭蝉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粮食产量吹上了天，可百姓的肚子却饿成扁的，农民生活在一个荒凉饥饿的世界。树皮扒光了，野菜也挖净了。」

很快地，学生们开始见证人吃人的惨剧。在上山找完野菜根的下山途中，谭蝉雪与她的同学看到一群人围着一名男子，这名男子正在卖肉包，这简直是奇迹！「第二天，我听说有人在包子里发现一片指甲。我的心颤抖。我的天！」

有一名老人失踪了，人们后来在地库中找到他大卸八块、挂在肉钩上的遗骸。谭蝉雪发现，有三种人可以存活：一种是官员，可以用权力取得食物；一种是能偷能抢的聪明人；还有一种是往西逃进新疆绿洲的人，那里地处中国与突厥民族边陲，还有谷物与水果。

左为张春元（1960年被捕，遭判无期徒刑，1970年遭处决），右为中年之后的谭蝉雪（1960年被捕，遭判14年徒刑）。 图／劳改研究基金会

张春元思考着许多这类议题。谭蝉雪与他谈到她住的那一家人那位老农妇的事。一天夜里，老农妇饿得哭醒，问农民究竟犯了什么错。他们过去支持共产党革命，但现在共产党要饿死他们。为什么？

谭蝉雪问张春元，他们应该怎么做。张说他们不能不采取行动。就算是经过层层关卡、传到这处偏乡小镇的报导也已说明，这场饥荒不仅止于天水或附近地区而已。这是一场全国性大灾难。他们一定得做些什么才行。诚如另一位学生向承鉴所说：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在更靠东方、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学生们或许不可能有一处像张春元的拖拉机站那样的聚会所。但天水是穷乡僻壤，而且学生由于在开放大学工作，有了聚会与在附近地区旅行的借口。他们发现，这种面对面的聚会至关重要。

到一九五九年五月，这群人开始讨论如何将共产党赶出中国，或至少要将造成这场大饥荒的现有领导班子赶下台。张春元说，他们有两个选项：由上而下的政变，或由下而上的革命。第二个选项似乎不可能，于是他们希望毛泽东一伙人中能有人采取行动。

事实上，当时在北京，真的有人这样计划。就在那年夏天，中共战功最彪炳的军头彭德怀向毛泽东发难，但毛泽东在庐山山顶召开关键性会议，整肃了彭德怀，毛泽东变本加厉推动他的经济政策，大饥荒情势因此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彭德怀垮台的消息公开后，这群学生知道他们必须行动：如果就连顶尖将领都能因言获罪，惨遭整肃，发动草根行动就是唯一的希望。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成功之道就是发表文章，公开大饥荒的真实状况，与更多人共享理念，促使官员睁眼看清乡间惨状。慢慢地，他们开始想到出版一本刊物。

直到一首诗出现之前，他们的行动计划构想始终很模糊。写这首诗的人是北京大学学生林昭。林昭原本在北京读书，之后因为替她遭到迫害的友人辩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她的诗激励了张春元等人，让他们发现文字可以让人们起而行。

1959年时的林昭（1968年遭处决）。 图／维基共享

像张春元一样，与众多青年学生相比，林昭的经验也更丰富。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建政后不久，林昭曾为共产党担任宣传工作。那段时间，她遵行他们的暴力政策，参与土地改革，让几十万、几百万地主送命。

但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她发现共产党建立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紧密控制的独裁政权。在共产党赤化以前的中国，还是个年轻女孩的林昭曾念过基督教卫理公会女校，现在她重拾信仰，尝试用艺术表现她不受党控制的独立性。当友人被捕时，她写了一首诗：

真理的力量

绝不在于

维护真理者

林昭之后写了一篇全长二百四十句名为〈海鸥之歌〉的诗，在友人间传阅。其中一位友人是天水这群学生的姐妹。她把这首诗的抄本寄给这群下放学生。林昭的大胆形象与毫不掩饰的政治讯息让这群学生动容。这首诗讲述一艘载运犯人船的故事。而这群犯人的罪名是追求自由。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像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像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张春元决定他必须与这首诗的作者见面。林昭在北京被捕后，由于慢性肺结核恶化，开始吐血而获释。林昭搬回了她华东的苏州老家，立即遭到当局严密监控。但张春元又一次冒着奇险，用伪造的假文件搭乘几天火车，与林昭会了面。林昭吁请张春元不要翻印她的诗，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会让那群学生以及任何读这些诗的人涉险。

1957年底至1960年代初的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失败政策，左为人民公社、右为土法炼钢。其后，中国迎来大饥荒。 图／维基共享

但之后，张春元读了林昭的第二首长诗、三百六十八句的〈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首诗以基督般的意念，反映林昭内心深处的基督教信仰。它描述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一场邂逅。普罗米修斯当时因私下将火授予人类，而遭宙斯用链锁在一块岩石上。宙斯解释说，普罗米修斯必须受罚，因为绝不能让人类拥有像火这样重要的工具。

不过是这样，普罗米修斯，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哪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张春元说服林昭，让他们发表这首诗，并决定刊在他们的新杂志创刊号上。

来自北京的学生也交给他一些材料，其中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尝试容许资本主义式的奖励措施，推动一种混合式社会主义（共产党直到二十年后才实施）。张春元决定将这些材料，连同他本人与群组其他成员写的几篇文章，一起发表在创刊号上。

这份刊物需要个名字。他们很快根据成语「星火燎原」，为刊物取名「星火」。由于毛泽东也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上使用过，这个成语在中国家喻户晓。

1961年的毛泽东，正在阅报。 图／维基共享

群组中两位学生，物理系的苗庆久与化学系学生向承鉴负责《星火》的印刷。两人曾在武山西郊一间硫酸厂工作，厂里有一部他们偶尔可以使用的老油印机。两人在硫酸厂的工作还包括培养细菌，制作肥料，而这项工作需要一处密闭空间。这使两人得以借口培养细菌，带着那部老油印机关在密室里工作。

两人在一九六○年一月用了八个晚上徒手刻写钢板，因为他们没有排字或其他设备可资运用。不过这项过程进度太慢。苗庆久与向承鉴不能总把工作间的门关着，但开了门又会泄漏秘密。

张春元一如既往，想出解决办法。他的拖拉机棚里有一颗旧马达。他把马达交给苗向两人，苗向两人再将马达廉价卖给他们工作的厂，然后用卖得的钱买了一部二手油印机。他们把油印机藏在顾雁家里。顾雁是物理系研究生，住在张春元家附近。除了刻写文章以外，还画了《星火》的标志：一支燃着火焰的火炬。最终他们印了三十本杂志，《星火》诞生了。

《星火》总共只有八页，全部是手写的，既没有照片也没有插图，制作看来十分简陋。但里面的文章全部正中中国过去与当下专制政治的要害。顾雁写的发刊词刊在《星火》首页，标题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其中提出之后几十年间人们不断提出的许多问题：

文中指出，所以如此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偶像崇拜」，这是指围绕在毛泽东四周的个人崇拜。但也指出其他更广的问题，例如政府权力毫无节制：「这也是政治寡头们狂妄自大、指鹿为马、一味倒行逆施的结果。如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做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所以如此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偶像崇拜」，这是指围绕在毛泽东四周的个人崇拜。图为195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10周年国庆，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游行标语歌颂毛泽东和人民公社。 图／维基共享

张春元也写了篇文章讨论大饥荒，标题为「粮食问题」。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剥削农民：「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之后，「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另一只手却狠狠一拳，把农民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在另一篇文章中，张春元指出，没有土地所有权是农民面对的关键问题。

几个月后，这群学生再次集会，决定让《星火》定期出刊。要将杂志寄往学生们有人脉关系的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五个大城的高级官员。他们开始写更多文章，包括张春元剖析农民如何失去财产的〈论人民公社〉，以及向承鉴抨击高官的〈告全国人民书〉。

林昭的〈海鸥之歌〉也在创刊号中与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一起发表。在思考《星火》的刻板与发行等后勤问题的同时，学生们先印了三百份〈论人民公社〉，因为这篇文章分析大饥荒成因，特别重要。他们的构想是先将这篇文章寄出去，然后再寄整份刊物。

随着《星火》第二期发刊日期接近，学生们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他们决定，需要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将诉求扩展到下放学生小圈圈以外的地方。

《星火》仅仅存活一年就被捻灭了，其存在过的历史遭到隐匿和改写，中国共产党继续倒行逆施、继续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星火》消失数年之后，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图为文革期间，上海复旦大学墙上尊崇毛泽东的文字。 图／维基共享

《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译者：林瑞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06/05

内容简介：在传统中国，历史诠释是各方角力的战场，对政权的权力合法性至关重要，新王朝会为前朝修史，证明自己有权取得「天命」，施行统治。而到了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也继承了老祖先的「美德」，为了稳固政权，他们会不惜窜改历史，粉饰过错、隐蔽事实来美化自己的统治。然而，有本在1960年诞生于中国西北乡间劳改营的杂志《星火》，改变了这一切。当时，中国正值人谋不臧引起的大饥荒，全国各地有千万人死亡，但讯息却没办法让多数人知晓。有群下乡的大学生成了少数知情的人们。他们脑袋中有知识、手中有笔、怀中有恻隐之心，因而创办了《星火》杂志。《星火》杂志的创刊号仅有少少的八页，没有照片和插图，但字字句句都喊出他们的不平与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