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为什么萧何、张良入世家，而韩信入列传？

司马迁并不是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人，他写史记》的时候，能把项羽和吕后都写在“本纪”之中，和历代帝王并列，丝毫不掺杂这两位人物在西汉有关的“忌讳”，可见司马迁写史，有着自己很独特的风格。

所以韩信这种存在本来应该进入“世家”行列，却还是被司马迁放进了“列传”，看似两字之差，可意义却相去甚远。

《史记》记载的事很多，但分类很简洁，主要部分便是“本纪”、“世家”、“列传”三大板块，而这三大板块所记载的篇目分别为“12篇”、“30篇”、“70篇”，虽然说司马迁没有明讲孰尊孰卑，但自古以来“物以稀贵”的道理，就表明了世家要比列传的人物更加尊贵。

这个尊贵，也是以司马迁的标准。

秦末汉初，若是要评天下风云人物，那必然有三，一是项羽，二是刘邦，而第三位，正是韩信。

是的，在西汉没建立的时候，韩信成为帝王的资本其实足以媲美刘邦和项羽，但可惜世事无常，成王败寇皆因人定，韩信帮助刘邦击败了项羽，自己却被刘邦一句话剥夺了兵权，韩信有能力归有能力，可是必然有为人处事的问题才输得那么彻底。

但问题也来了，即便韩信做人做事不行，但他都曾经是被项羽劝过“三分天下”，被谋士捧过要他做帝王的人，就算在史记里排不上“本纪”，那进入世家行列总行吧，怎么最后却是在列传中。

这看起来的确很不合理，但司马迁这样分类，肯定有他的道理。

司马迁定义的“本纪”，大致可以概括为“帝王之传”，所谓本纪，其本义是这样的：

古人的历史观，乃是从统治者的角度为元点出发的，后来的年号纪年法，正是这个道理，不过在汉武帝以前，帝王的年号出现也不是很多，所以史学家们干脆以统治者的名号来定义时间，一切的历史记载，也都是围绕着这些统治者进行的，所以这就叫本纪。

所以本纪乃是一段史的源头，而项羽能进入本纪，在司马迁看来，这是因为项羽开创了一种新的局面，且在这个局面中分封了刘邦（刘邦的汉王是项羽封的），因此汉高祖的史，本质上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史的延伸，更重要的是，项羽虽然没称过帝，却有皇帝之权力，这叫做“不在其位却有其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韩信也确实是没资格进入本纪，因为韩信发迹靠的乃是刘邦，而且韩信更没有掌握过庞大的权力，所以韩信入不得本纪。

紧接着是世家，关于世家的说法，在西汉以前便已经存在了，世家乃是“世卿世禄之家”的简称，说简单点，那就是可以传承的家族，祖辈有过功绩，后代持续受益，世家也是门阀的代表，乃是最高统治者的候选阶级。

在《史记》之中，世家记载的数量不多，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周代的世家，比如“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等等，真正属于西汉的世家，不过是三分之一，这跟西汉刘邦分封的一百多个功臣数量不符。

关于《史记》的世家部分，一直都被后人认为是“王侯”之传，事实上，世家肯定是王侯，但王侯未必是世家，特别是异姓诸侯王这种存在，他们在西汉就是一种“禁忌”，根本就难以在西汉朝廷的体系中世袭传家，所以即便曾经是不可一世的王侯，只要家族传承断绝了，司马迁一样不给你写进去。

但世家又不是光靠传承下来的时间够久名列其中的，既是世家，又得开创世家者有实力、才华那才行，归根结底，世家的最明显一个特征：就是又有能力，又和皇帝的关系融洽，世代如此。

看到这里，估计有人便有疑问了，那既然世家一是要传家，二要和皇帝关系亲密，那么“陈涉世家”又该作何解释，陈涉便是秦末农民起义中那个领袖人物陈胜，他在被杀之后，也没有留下子嗣，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被刘邦追封厚待，他为何算世家。

其实不得不承认，司马迁的史记，他的价值判断确实是非常具备主观性的，他根本不按照以往的历史记载的风格来办事，就因为司马迁觉得陈胜开创了一个更早的局面（项羽和刘邦，都是陈胜的史的延伸），所以陈胜应该是独特的，但陈胜又达不到本纪的地位，因此司马迁就给他安排到世家之中。

这便是太史公司马迁的逻辑，为什么后人诟病他“私货太重”，那就是因为他的标准很多，且都随心所欲，当你按条件来归类的时候，他谈感觉，当你按感觉来归类的时候，他又说条件不够，这就是太史公的一大“特色”：根本不是太在乎政治正确。

但不管怎么说，太史公的“任性”没有导致史记整体崩盘，或许是因为陈胜这个人真的独特，在史记刚出炉的时候，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这件事就翻篇了。

虽然“陈胜”侥幸排列在世家，可你韩信却不行。

韩信到了刘邦的手下之后，他的人生轨迹是高走低开的，先是被封王，后来被刘邦越来越倚重，一度达到他的立场就会直接决定整个天下的程度，比如他支持刘邦，那么天下很大可能就是刘邦的，比如他支持项羽，那么天下肯定是项羽的，比如他单干，那么就是三足鼎立。

可到了后来，韩信被刘邦削去兵权，降王为侯，从巅峰衰落谷底，不仅封地被削、待遇被削，韩信还被刘邦派人层层“看视”，因为刘邦可以谁都不怕，韩信他一定要提防，这可是多多益善的韩信，一旦被他掌控兵马，那么就会产生说不准的危机。

刘邦的高度打压，让韩信也产生了“谋反”的心理，这就导致韩信和陈豨在私下达成了共识，以陈豨为首的西汉诸侯们纷纷造反，而韩信就在长安等着叛军杀到长安来，然后再配合叛军一起拿下长安。

只可惜韩信算尽了一切，还是输给了自己，因为他的心不够狠，在他准备发动宫廷政变除掉吕后的时候，韩信还是相信了萧何的话，跳入了吕后设计的陷阱，最终被吕后控制住并杀害，全盘皆输，韩信这一生最悲哀的事情就在于，他除了打仗以外，做事情根本不够心狠以及果断，这才有了悲哀的下场。

韩信被杀后，他没有子嗣继承他的爵位，刘邦对于韩信也没有平反之说，因为韩信和陈豨暗中联系的谋反之举乃是事实，所以韩信的传承在刘邦驾崩之前就断绝了，按照世家的标准，韩信根本排列不进其中。

世家之后便是列传，而列传，才是韩信的归宿。

太史公司马迁说，列传的标准就是那些可以追踪其完整事迹的“人臣”：

列传虽然只有七十篇，但是记载的人却不只七十位，其中记载的也许是一个具体的人，也许是一个群体，一个学派，而韩信，就位列其中，其实能以列传传世，在汉朝来说这都已经是很不错了，可在世人看来，韩信在列传之中，这与他的事迹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韩信与“萧何”、“张良”都被誉为汉初三杰，最重要的是韩信曾经封过王，张良和萧何都只是封了侯，从能力和经历来看，就算韩信不比萧何和张良在史记中的地位高，那最起码都要平级吧。

太史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难不成太史公在关于韩信的问题上，就开始了“政治正确”？

首先，司马迁就将韩信与周公旦等人相比，这证明了司马迁并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他没有不顾一切地否认韩信的功绩，他起码承认了韩信的地位，在大汉之中就等同于当年的周公旦那么重要，但问题是，韩信又和周公旦不同，所以韩信走出了不同的命运：

关于韩信，司马迁指出他眼中的韩信的第一个大问题：不够谦逊，不够礼让。

注意，这说的是“司马迁的眼中”，所以这代表着这是司马迁的主观观点。

韩信有没有不谦逊的事情呢？

其实也是有的，比如韩信和刘邦所说的“多多益善”就是这样。

当年刘邦在称帝之后，他问韩信，如果是他本人亲自带兵的话，能带多少，如果是韩信带兵的话，又能带多少，韩信则说出了一个让刘邦气得晚上睡不着的答案，他给刘邦说，他的带兵能力无上限，越多越好。

本来刘邦怕就是怕韩信带兵太多威胁到他，其实刘邦也不是非要过河拆桥，但你韩信太优秀了，不得不加以控制和抵挡，如果韩信自己也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刘邦面前表示出足够的谦逊，那么刘邦未必不愿意给韩信恢复一些地位，但你韩信还非要驳斥刘邦的面子说多多益善，如此一来，刘邦怎么可能放过你？

其实司马迁这个观点，就是很典型的“职场情商”的观点，他认可韩信的才能，但是不认可韩信的为人处事，韩信和刘邦相处的方式，注定了韩信这个人的“高度”就仅此而已了，所以司马迁的主观角度，是“为人处事”大于“能力”。

司马迁不会说什么替韩信惋惜，什么假如韩信当年如果愿意单干脱离刘邦就能成功的话，他对于韩信就是仅限在大汉的范围内，既然韩信做人的臣子，那么就算你韩信的能力再强，也得在皇帝面前乖乖低头，区分尊卑。

因此，韩信曾经“要挟”刘邦给他封齐王的事情，在司马迁的眼中那就是一个“大污点”。

当年韩信以刘邦战事胶着向刘邦索要“齐王”之封，这件事导致刘邦在内心开始抵触、提防韩信，而韩信之所以做这么没头没脑的事情，都是因为韩信心中对战国时代的“诸侯王”有着一种莫名的执念，因此他冒着让刘邦厌恶的风险，都要讨封。

聪明的韩信因为执念“顾此失彼”，他却忘了齐王既是刘邦可以封的，也是刘邦可以“取缔”的，韩信只执着于表面，这种行为在司马迁看来就是愚蠢至极，他认为韩信将自己的功绩全部给“颠覆”了，所以根本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臣子。

而后来韩信又想着造反，于情于理来说，韩信在被刘邦收回了所有权力后再去造反，本就是等于“逆天而行”、行可笑之事，但是韩信还是这样做了，最后除了落得一个“逆贼”的名号，没有剩下更多的东西，如果拿韩信做后世臣子之榜样，那么将会害死一大群人。

另一方面，跟韩信不同的是，萧何和张良他们是情商极高的人，就算他们曾经都比刘邦的地位高，却始终对刘邦保持谦卑的态度，特别是张良，在刘邦功成不久之后便请求辞官隐退，这种行为就让吕后觉得十分舒坦，所以张良的后代就能继续传世。

虽然看似司马迁的论点并不合理，但《史记》本身就是有司马迁很大的主观因素夹杂其中的，司马迁本人根本就不怕后人拿什么“标准”来挑他毛病，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标准”。

最重要一点，司马迁虽然不是很政治正确，但是他“惊世骇俗”的观点，也是沿袭着前人的定论标准来提出的，比如他把项羽算入本纪之中，那是因为项羽根本就没有被刘邦污名化，所以司马迁也不算犯太大的思想错误。

而韩信，那是确确实实的“反贼”，所以司马迁不给韩信很高的评价，这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