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诗剧 如乩童附身──廖伟棠自我定位「全天候待命的诗人」

诗人廖伟棠认为，诗是最直接将时代作用在身上、心上的压力，反弹回来的事物。（杜宜谙摄）

《劫后书》共包含三部作品，分别为〈拓孤之地〉、〈凶年巡礼〉和〈母语辞典〉，可从中读到以诗作写成的台湾史。（双囍出版提供）

近年两岸三地诗集出版百花盛开，有人形容如同一场新诗复兴运动，对此，曾获时报文学奖、定居台湾的香港诗人廖伟棠有不同想法，他表示，诗是一种「乱世的艺术」，「两岸三地都在一个变局里，近年也算是经历了一场乱世。诗是乱世的艺术，古人说，乱世出诗人，时代不幸，诗人幸。」

廖伟棠表示，「诗」可说是最直接将时代作用在身上、心上的压力，反弹回来的事物，「当每个人都有话要说的时候，如何在浓缩的瞬间，将最想说的话说出来，这就是『诗』。『诗』是在来不及论述与铺陈的时候，最短兵相接的东西。」

在前往记者会的路上，廖伟棠穿越台北两厅院自由广场，发现中午时刻的广场，一个人也没有。他说，像这类的生活小事，很可能未来都会成为他诗作里的一景。为此，他将自己定位为「全天候待命的诗人」，写诗不分晴雨，也没有上下班之分。

2018年带着家人来台湾定居，廖伟棠表示，台湾的言论自由带给他宝贵养分，也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近期他在台湾居住期间完成的《劫后书》问世，共包含三部作品，分别为〈拓孤之地〉、〈凶年巡礼〉和〈母语辞典〉，可从中读到以诗作写成的台湾史。

廖伟棠表示，「劫」指的是过去三年的瘟疫，也带有印度宗教轮回的意味，「疫情的劫难，代表人类的文明到达一个需要重新反思的阶段。」

〈拓孤之地〉写的是台湾近代史，从文学家赖和、吕赫若一路写起，也写了音乐家江文也，还有舞蹈家罗曼菲等人，书写他们的理想，如何影响台湾。

〈凶年巡礼〉书写疫情对世界的影响，人们如何看待生离死别，政府国家机器在瘟疫时如何运作，以及人类在这段期间如何自处。

第三本〈母语辞典〉从香港出发，写到乌克兰、缅甸等，需要对外抗争的民族和国家，在身分认同时，语言是最大的抗争武器，而母语也是最可以依赖的事物。

廖伟棠表示，中学时开始写作、投稿，是因为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触动，「那是一种对于某种天气、某件小事，类似一片落叶这样的小事的触动，想把这类的触动与人分享，如果使用叙述的方式写，好像会很『啰嗦』，『诗』不一样，可以快速表达，两三句传达情感核心，感染身边人。」

从诗作到诗剧，廖伟棠表示，平时即兴写诗，能从个人情绪、主观出发，但是诗剧写作需掌握整体架构，以及从事田野调查，在台湾定居的他，也将书写诗剧里的角色心境形容为「乩童附身」，「眼前的作品不是只有我在说话，而是有很多『鬼魂』借我的『声音』说话，我不能只凭我的情怀写诗，而是亮出我的笔，让他们说话。」

于是，在《说吧，香港》里，廖伟棠写了女海盗、娼妓，也写了作家张爱玲、萧红、也斯，还有影星张国荣等人，这些人物像是透过他的『笔』说话。

廖伟棠表示，这写作过程如乩身，而「诗」的写作必须要超越习惯用语，「一个人可以完全忘记原来的身分，说平常不可能说的话，做平常不可能做的事，这不就是『诗』吗？」

廖伟棠透露，写诗之外他也写小说，今年将完成一本新的短篇小说集，之后要挑战长篇小说，当然，作为一名全天候的诗人，诗的写作同样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