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日日是好日——黃春明被退學四次的九彎十八拐（上）

黄春明与他的油画自画像。（图／沈珮君摄影）

被退学四次的荣誉博士

「小驼背，像乌龟，东奔西跑无家归……」

——《小驼背》

被学校勒令退学，小小年纪，人生可能就此瘀青一大块；若被退学四次，百口莫辩，应是「作恶多端」了，而这小子最后居然完成「师范」教育，为人师表，并成为备受敬重的大作家，除了得到国家文艺奖，他还获得四个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最新一个是台湾大学在2022年、他八十八岁时颁赠的。

他是黄春明。多数人就算没看过他的小说，也看过改编的同名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莎哟娜拉．再见》……

最近重读黄春明，像「少小离家老大回」，那些淡忘的风景、器物、语言、人，忽然出现眼前，无不熟悉，却又陌生，仿佛在人生渐暮忽逢儿时老友，惊喜之余，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沧桑。

有些事情也突然明白起来。譬如在他写的〈小寡妇〉中，我终于了解了自己一段童年。民国57年左右，我们家从彰化县和美镇搬到台北巿北投区，对我来说，像是到了外国。上学路上看到的不再是稻田、牛车，而是温泉饭店；晚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不是星星，而是市区商家的霓虹灯；摩托车飞啸奔驰，后座载着的多是身材姣好的长腿美女，同学告诉我，她们是「鸡」。我们在乡下养过鸡，这些漂亮姊姊怎么会是鸡？我家住在阳明山一个山谷聚落，附近有一些大门大院，养着大狗，很少看到人进出，邻居小孩说里面住的是美国人，我看过一个金发青少年在河边洗刷一匹高大的棕色马，我也曾被美国小孩用冲天炮横向发射击中小腿，回家才敢哭。我从黄春明的〈小寡妇〉看一个酒吧如何发想、创设、壮大，才恍然大悟自己北投童年看到的酒店，原来是因应美国驻军而开发的具有台湾特色、日本风情的「产业经济」。

黄春明《小驼背》撕画童书，写痛了孤独的灵魂。（图／联合文学提供）

最糟的地方和时刻，常有生命种子匍匐

我把「黄春明」抚心印着，不是因为他那些广为人知的名著和电影，而是因为他的童书《小驼背》。我那时因工作关系，每天凌晨两三点才下班，女儿睡前看不到妈妈，我用声音陪她们，录音说故事。那天，我和女儿一起录读黄春明的《小驼背》，念着念着，想到我天生残障、天天硬着头皮上学、忍受同学羞辱、十九岁去世的弟弟，大放悲声。女儿吓坏了，但也刻骨铭心，她们自小关怀弱残、少数族群，包括人以外的动物，和《小驼背》有关。

小驼背，是任何一个独特、孤单、脆弱、受挫、躲藏角落的灵魂，若我们打开眼睛，到处都是。

我们小时读的童话开头常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些故事也跟我们人生很远很远，主角是公主、王子。黄春明的童话是稻草人、麻雀，是自卑的短鼻象、不抓老鼠的猫，他委婉告诉孩子的是成长过程中的徬徨、霸凌、寂寞和爱，他用风趣的笔调，让人看到的是我们环境里活活泼泼的草木鸟兽，及当你「与众不同」时，那实实在在被歧视的痛和对被认同的渴望。

世界一定不美好，但在那最糟的地方和时刻，常有生命种子匍匐。黄春明的作品，几乎都埋藏这样一颗种子，不起眼，甚至只是用一两笔带过的微小身影，他们可能只是一个老兵（他娶了妓女，温柔相待)、一罐龙眼核（妈妈死了，龙眼明年仍会再生再长再开花结子）、一个婴孩（妓女依自己的秘密计划，默默怀了孩子，回到家乡），还有无数的老农和老树。就算小驼背死了，黄春明为他留下了名字「金豆」（那是一个因绝望而自杀却因黄春明作品而活在此世的小兵），还有为了小驼背被打趴在地上的孩子「高看看」（一个瘦小而高大的灵魂）。只要故事会流传，小驼背们就有机会活着，而我们希望自己能做「高看看」。

死，其实没死。妈妈阿猜得了霍乱去世时，黄春明才八岁，现在正往八十九岁奔去的他，述说当年那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细节历历，但着墨在妈妈的不多，「我不记得妈妈死的那天是哪一天，但是，我记得龙眼树上有很多龙眼」，他在妈妈临终前最后跟她说的那句话就是「我捡了好多龙眼核」，天真烂漫，不关痛痒，却是至痛。

「妈妈」这个角色以各种意象出入在黄春明的作品。去年底，我去宜兰看他编导的歌仔戏《杜子春》，那个浮沉欲海的富家子，几次大起大落，痛下决心要修道，他在断情崖等候仙人接引时，承受喜怒哀乐各种试炼，他严遵仙嘱，不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能出声，咬牙忍过威胁、挑逗、恐惧、妻离子散，却在最后一关天崩地裂，那个严酷挑战是他妈妈将死，正被牛头马面拖向地府，她回头一声声唤着即将永诀的儿子，不舍不甘又害怕，但也一再提醒他绝不要相寻而来，在矛盾拉扯之间，杜子春撕心裂肺，大恸大哭，大喊妈妈，成仙之路至此断绝。我想到我罹癌的妈妈，又脆弱又坚强，需要保护、照顾，又怕成为拖累，我每天都想拥抱她，我们却像两只刺猬，彼此扎了一身血，相望而恸，渐行渐远，她还在我身边，我却已开始想念，但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自己没成仙，妈妈也没救成，世间人子，几人不是这样？散戏时，我带泪逃去。

黄春明高中叛逆时期。（图／林美音提供）

他先是黄春明，才成为乡土作家

人没办法成仙，因为有情。黄春明有情，他绝不坐在半云半雾里，他牢牢植根在土地上，他把读者拉坐在庙前的老榕下，让你看到土地公一根一根胡须。

被称「乡土作家」，黄春明年轻时应很困惑，他在〈呷鬼的来了〉，借由石虎伯的口吻表达了这样的莫名其妙：「为什么我是乡土？是褒奖呢？还是什么？照理应该褒奖才对。乡土又是什么意思的褒奖呢？」

他先是黄春明，才成为乡土作家的。黄春明没有刻意要做乡土作家，「你在哪里长大，就有那个腔调，带着那里很多东西，但是你可能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他对「乡土」的价值定义是：「脚踩在泥土里，在泥土里开出漂亮的花。」他是宜兰人，正如同北宜公路的「九弯十八拐」（也是他创办的一份同名刊物），他在「乡土」九弯十八拐开出各种漂亮的花，小说、散文、戏剧、舞台剧、歌仔戏、撕画、诗，甚至还有多数人不知道的油画、摄影。

在成为知名作家前，黄春明曾在中广宜兰台当主持人，他的节目是《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他不是安安分分坐在播音间里做节目，他下乡。有一次，他应一位身有残疾不能出门的听众之邀：「为什么你不来我的家乡报导？」他去了宜兰员山乡双连埤，那是一个连电都没有、晚上点蜡烛的地方，窄小的土路，不能骑车，他带着像擦鞋箱一样大的录音机，徒步两个多小时才到。双连埤即使是现在都仍人烟稀少，民国五十几年的中广，有这样的制作人、主持人用脚到真正的街头巷尾做节目。他乐此不疲，即使只是寻常季节更替，他走进稻田里，把麦克风放在稻浪里、割稻机旁，用声音告诉听众：「听，这就是『秋收的季节』。」

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黄春明用素朴的文字，描写素朴的人、素朴的人与人之间，他连炒米粉也素朴而丰富。

黄春明炒米粉在文化界颇为知名，有滋有味，没有食谱，他说，「做料理是艺术，不是科学」，很难言传，但是，他是有理论的：「米粉，你用显微镜看它的横切面，是『空』的，都是『洞』，像海绵一样，所以才会吸收。它本身没什么味道，它要吸收那些外于它的东西，把汤汁吸满吸饱，这个米粉才会好吃。」他总要提醒，炒米粉前千万别泡水，「你用水把它撑饱了，它怎么吸收汤汁？」他的炒米粉是「大海纳百川」，谦虚、包容、不排外。

日本尾，中国头

异质元素相互涵容、激荡。黄春明说他的童年是「日本尾，中国头」。台湾光复时，他十岁。

在小学四年级前，他受的是日本教育，读的是日文，小学四年级后，开始学中文。日据时代，日本人为了强化认同，加强语言教育，黄春明每天晚上带阿嬷去学日文。他回忆那时，「食物是用配给的，日本人吃的是白豆腐，一般台湾人吃的豆腐掺有花生米，没有那么白。日本人分到的肉，瘦肉比较多，台湾人的肥肉比较多。台湾人如果想要有日本人的待遇，就要把汉名改成日本名，或者讲日语，在家就可以挂一个『国语家庭』的牌子。」

老人好不容易学会日语，没想到光复后日文五十音就变成了国语注音符号。很多老人说「呒彩呀」，可惜日文白学了。

日本占据台湾五十一年，受影响的至少三代人，第一代出生在清朝，第二、三代出生时以日本天皇纪年。日本投降那一天是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无条件投降，黄春明回忆当时，「老年人高兴得说『真是万幸』。中年人则是一听天皇说话就立正，听完就哭了，老人在中年儿子肩膀拍了一掌，『我们打赢了，你哭什么』。」

「这种矛盾，我当时还很小，是看热闹，觉得很好玩」，黄春明小时那种中日矛盾，后来加上两岸隔离后的国共矛盾，越来越复杂。他在〈战士，干杯！〉这篇小说中，以在梦里痛哭表现了时代的沉痛。那种悲哀，他以原住民「熊」的家中挂的三张照片，非常视觉化的呈现：第一张是日本兵，「熊」说那是「我妈妈的丈夫」（前夫），在南洋战争中被派到菲律宾战死。日本兵旁边那张照片是「熊」的爸爸，是「共匪」，他在光复后被派往大陆参加内战，被八路军抓去变成共军。第三张照片是一位穿迷彩装的国军，那是他大哥，蛙人，潜赴大陆突袭，为中华民国牺牲。这些照片都挂在「耶稣受难图」旁边，而没有照片的，还有「熊」的祖父，他与日本人打过仗；曾祖父也打过仗，是和汉人打。

相异民族或文化的相遇、碰撞，除了最初的刀兵相见（争夺领土、资源、权力），其实后来还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交流，而交流本来可以是丰富彼此的。黄春明喜欢用「洋流交会」形容这种现象，「黑潮（暖流）、亲潮（寒流）交会的地方，鱼特别多，也容易产生新的品种」。

他常提到「黑潮」，因为宜兰沿海往花莲走去，左方远处就是黑潮。黑潮源自北太平洋上的北赤道环流，因为温暖，又称「暖流」。而「亲潮」则是自北极海而来，谓之「寒流」。「黑潮」穿过台湾东部海域后，沿着日本往东北，在北海道附近和「亲潮」相会碰撞，各自带来鱼种，也因冷暖交会造成的海水高低层扰动、混合，成为最佳渔场，日本的北海道渔场、台湾的彭佳屿渔场都是如此。

黄春明以「洋流交会」为例，「日本占据台湾头尾半世纪，台湾就是汉族、大和民族文化DNA的孩子，这样生出来的婴儿有罪吗？」他认为台湾某个年龄层的人对日本人有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本三一一地震，台湾人捐了六十多亿，若没有文化上的血亲，怎么可能？」

他对「外省人」也很有同理心。民国34年台湾光复之初来台湾的几乎多是军人，这些人刚打完八年抗日战争，那是极不对称的战争，兵疲马困，战后怎可能雄壮威武？民国38年在大陆内战败退来台的军人，更是不堪了，那些人很多是「打日本」之后接着「打八路军」的老兵，黄春明还看到一些青年兵、娃娃兵，「很多军人应该是农民被拉伕，也有不少根本是小孩，穿着大人的军装，挑着锅盖，这副『军容』跟台湾人以前看到的日本军人非常结实的样子，真的差别很大」，让当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台湾人很失望。

黄春明回忆外省人、台湾人当时的族群冲突或对立，「不同种的动物放在一起，就会打来打去。像来亨鸡，如果放一只外来的，就会斗，所以鸡农会先把牠们的尖喙剪掉」。而对新来者来说，「你作为一个生物，跑到一个陌生地方，被连根拔起来，一定会害怕、不安，能对人有笑脸吗？」来自三十五省、各有自己母语的外省人刚开始到台湾时，彼此连语言也不能沟通，「那种不安就会引起肾上腺素分泌」。他以自己为例，「我少年时，拳头就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还没有自觉，拳头已经伸到人家脸前面了。这还只是我个人，如果变成群体，你就知道多困难了。」

「而且台湾又曾被日本人控制过，认同很复杂，当时又很穷苦，非常穷苦的人就很容易杀来杀去。」黄春明很感慨，「这个认同真的很可悲」。「排斥外来种是动物本能」，他说，「但是，人类不只是动物啊。」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