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日日是好日——黃春明被退學四次的九彎十八拐（中）

黄春明最新出版的撕画童书《犀牛钉在树上了》。（图／联合文学提供）

黄春明最有资格谈教育

这是一个孤独的孩子。黄春明最有资格谈教育，他曾是在教育中被打趴在地上的孩子，他知道他们的伤和徬徨；他曾是学校气得不想再教育的孩子，幸运的是，最后都有人又替他开了学校大门。他知道教育多么重要，足以旋乾转坤。这跟他后来致力童书、儿童舞台剧、在家乡开书店，不无关系。

他退学四次，屡仆屡起，其中有几个意义：

一，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一心回到学校。学校是他的救命草。

二，始终有人不放弃他，其中只要有一人拒绝了他，他的人生故事将重写。尤其可贵的是，给这个「坏孩子」机会、替他「关说」的都是陌生人。

三，他在童年、青少年匍匐谷底，日夜嗅闻的都是土地和小人物的气味，这些成就了未来独特的他。而又因为始终有人在关键时拉他一把，他的寂寞故事通常有光。

黄春明幼时丧母，孤独、叛逆，青春期时又长成肌肉男，被勒令退学都是因为打架。他从罗东中学、头城中学退学后，继母对他失望透顶，不愿与他同桌吃饭，只要他上桌，她就重重放下筷子离座。邻居都知道他顽劣，把他的小名「阿达」改为「歹达」。家乡待不下去了，他想去台北，十四、五岁的他与运菜的卡车司机讲好，凌晨帮忙搬菜，让他搭便车到台北。那时是民国40年，北宜公路还没有铺柏油，土路又弯又颠簸，他睡在堆得高高的菜篓上，冻得发抖，车斗上还有另一个搬运工，恶声恶气问他：「冷吗？」随手飞丢一个黄麻布袋给他。七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黄春明回想那一刻，「我到现在都记得，在蒙蒙的视觉里，那个麻布袋丢过来时，灰尘颗粒撞击我的鼻腔」。他后来住过很多五星级饭店，「没有一家饭店的棉被比得上那一个闻起来就充满灰尘的麻布袋来得温暖、舒服」。

民国五O年代，黄春明在中广宜兰台访问省议会议长谢东闵(左)。

发现禁书，意外打开一片天空

黄春明从此开始他「九弯十八拐」的人生。

黄春明的小说，屡见以妓女为侧影或主角，他在联副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城仔落车〉，写一对婆孙搭车，他们前路茫茫赶去相见的人，就是孩子曾做过妓女的妈妈，她嫁给一个开辟横贯公路的老兵。〈看海的日子〉主角白梅也是妓女，白梅在返乡车上遇到的好友，也是嫁给退伍少校并已生子的妓女。因应美军来台而窜起的酒吧，〈小寡妇〉的故事更是一群性工作者在现代行销、包装下，从乡土向都会化、国际化的转型。

黄春明童年时，老家附近就有妓户。他逃家到台北后，挨家挨户敲门，好不容易在民乐街找到一家电器行可「以工换宿」，无薪。附近延平北路也有好几家私娼馆，他常被派去那里修电扇，曾看到她们办完事就在天井冲洗，他脸都红了，她们给这个青春男孩取了一个绰号「红面仔」。

电器行老板的副业是用红绿紫化学颜料调制淋在清冰上的糖浆。黄春明除了修电器，还要用椅子站在大灶前熬煮糖浆，并洗刷回收的玻璃瓶，常因里面的不明物质搞得两手发痒，「我到今天都不太敢吃这种冰」。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自修考上台北师范，「以前『师范』学校被人叫『吃饭』学校，不仅免学杂费，有吃有住，每个月还有几十块零用钱，毕业后保证有工作。」他不必担心生活了。

北师是军事管理，上下课、吃饭、睡觉，都用小喇叭军号，晚自习、晚点名要唱军歌、反共歌曲。活泼好动的黄春明很快就受不了，「这种气氛像被关一样，实在很辛苦」。当时学校附近只有眷村，根本没什么好玩，但他仍常从学校逃出去，晚上九点再爬墙回来，同学很佩服他，他说，当年不知道「成功就是快要失败的开始」，有一天，他刚从墙上跳下来，校警手电筒就照到他脸上，他哀求校警放他一马，并把过去的退学史告诉他，以为可以博得同情，没想到校警觉得这孩子恶性难改，更该交给学校，黄春明一急，「我拳头就出去了，打掉校警一颗门牙」，又被退学了。

黄春明非常担心，担心的是由他一手创办的北师橄榄球队怎么办？他这个队长若走了，球队就要散了，「我怎么可以退学？」

他想到教育厅长陈雪屏。黄春明曾经听过他的演讲，印象深刻：「教育要有耐心、有爱心。教第一次，学生不会，还要教第二次，仍然不会，再教一次。如果还是不会，好的老师会再教，也要自我检讨，是不是我教得不够好？」黄春明跑去教育厅「堵」陈雪屏，在门口拦住正要上班的他，说自己如何被他的演讲感动，他现在要被退学了，他问陈雪屏：「学校是不是没有教育的爱？他们没有耐心。」

黄春明讲得满头大汗，陈雪屏说：「看你流这么多汗，我知道你很诚恳，但学校退学不是我要改就能改的。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拿给台南师范的校长朱汇森试试看。」

就因为陈雪屏一封信，朱校长接受了黄春明，他从北师转到南师。黄春明后来才知道陈雪屏是跟胡适、傅斯年同辈的人，当年蒋介石用专机带很多知识分子来台湾，陈雪屏是其中之一。

黄春明的文学伯乐林海音(中)、尉天骢(左)。

黄春明转到台南师范重读一年级，在学校又组织了橄榄球队，还是很捣蛋。有一天，上「测验统计课」，老师在教桑戴克的理论，「凡是存在的，皆存在于『量』，凡是存在于『量』的，皆可测量之」，黄春明举手问：「孟子说人性本善，善如何测量？」老师脸色变了，黄春明又问，「荀子曰人性本恶，恶如何可测量？」老师气得说：「你、你、你给我出去。」还骂他：「你是北师垃圾，不是我学生。」黄春明被逐出教室，以后上测量统计课时，他就去学校图书馆。图书馆是开架式的，他发现书架最高的地方有好几捆东西，用泛黄的报纸扎着，这引起黄春明好奇，把它拿下来，上面写着「禁书」，他大乐。

当时只要身陷大陆的学者、文人，著作都会被禁，理应销毁，但也许实在太多了，或有人不忍，很多禁书只是被封存。越禁越有诱惑力，其中很多书其实非关意识形态，「这些禁书很宝贵，什么都有，譬如『少年科学家』，内容很好，我当时看很多，到现在都记得。也有很多俄国文学作品，中国大陆译者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比当年日本翻译的好多了」，黄春明大开眼界，「我印象很深的是看了四川作家沙汀的《困兽记》，泪流满面。」

黄看明被老师禁入教室，意外打开一片天空。

噢，你是「流」学生喔

二年下期的时候，黄春明又被学校退学了，因为旷课太多，加上打架，操行分数只有42.5，这是第四次被退学。

黄春明很惶恐，他不能这样回去那个叫他「歹达」的家乡。那天，黄春明在《中华日报》看到美国死囚蔡斯曼的传记报导，一整个全版。蔡斯曼是杀人犯，被关很久，在牧师教导下，开始认字，用很简单的英文写下他如何在贫困家庭出生成长，兄弟姊妹肤色都不同，自己怎样一步步变成罪犯。这本质朴的自传，感动许多人，好莱坞明星出来声援他，美国媒体大声疾呼协助弱势家庭的孩子教育，《纽约时报》书评专栏直言「美国生病了，要反省」。

黄春明想到自己也正在人生十字路口，他写了一篇自传给朱汇森求情。他用十行纸写了二十四页，从母亲过世说起，他带着四个弟妹踩在年迈阿嬷的肩膀上，如何动荡不安，请校长不要让他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朱汇森第二天就派校工来找他，朱校长说从信中看得出来黄春明很有才气，但退学已成定局，他可以写一封信给屏东师范校长张效良，看看能不能收留他。张校长以前是南师的教务主任。

黄春明带信去了屏东师范，张校长看信之后说：「噢，你是『流』学生喔。从罗东流到台北、台南，现在流到屏东来，屏东再下去是哪里啊？」黄春明以为校长考他地理，「屏东再下去是巴士海峡。」张校长说：「巴士海峡就没有师范学校啰。」屏师已是台湾最南的师范学校了。

黄春明从「台湾头」读到「台湾尾」了，「那时屏东可能连一个宜兰人都没有」，他不能再「退」了。

张校长以「留校察看」的方式让他入学。

黄春明(29岁)、林美音(24岁)婚前与中广宜兰台同事一起骑车游中横。

黄春明才进屏师一个多星期，工友来找他：「黄春明你会死了，校长叫你去他家吃饭。」黄春明很忐忑，校长为什么会请留校察看的学生吃饭？校长家是一间日式宿舍，黄春明到的时候，人高马大的张校长把太太、两个小孩叫出来，在玄关跟他一一介绍。黄春明回忆此事，很激动，「这是迎宾耶，可见他很郑重地接待我」，黄春明至今还记得校长孩子的名字，「一个叫乃屏，一个叫乃东，就是『屏东』两个字。」

黄春明高中换了两个学校，师范换了三个，共念了七年，回想自己的退学史，他充满感激，「台湾人有很好的，也有很坏的。外省人也是，有好人有坏人。像陈雪屏、朱汇森、张效良这样的人，他们对我没有放弃，改变了我一生。」

他的文学生命也与一些外省人有关。他在得到国家文艺奖时，高举奖杯：「王老师，我得奖了。」王贤春是他的文学启蒙者，是他在罗东初中二年级的导师、国文老师，最早发现他有写作才华。黄春明逃家到台北时，身上带着两本短篇小说，一本是沈从文的，一本是契诃夫的，「沈从文是我的文学之父，契诃夫让我看得眼泪直流，他们让我一直写短篇小说。」这两本书就是王老师送他的。王贤春才二十六岁，有一天，她在课堂上被穿着中山装的人带走，临走她还叮嘱学生：「各位同学，你们是中国好宝宝，你们好好用功，中国就有希望。」后来他们听说王贤春被枪毙，她被指是「中国共产党青年南方工作队」的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