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看大陆》从襄阳到洛阳 印证民族篇章

「我武维扬」碑刻。（作者提供）

金庸先生笔下的郭靖郭大侠，虽生长于蒙古大漠，却坚定为宋朝镇守襄阳，最后以身殉国，其为国为民，诚侠之大者也。不过，此般可歌可泣的故事，毕竟是小说家言，毋需太较真。

汉江边 发思古幽情

在真实历史上的南宋末年，却有李曾伯收复并经营襄阳的过往。而今在襄阳古城西南外的真武山东麓，还留着摩崖碑刻，上头记载着：「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阳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翳塘壑，畿陵谷。干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关于这段，对词风直追辛弃疾的李曾伯来说，自然也写了一阙交待之，用的词牌是〈满江红〉，上片如此：「千古襄阳，天岂肯、付之荆棘。宸算定、图回三载，一新坚壁。狼吻不甘春哨衄，马蹄又踏寒滩入。向下洲、一鼓扫群胡，三军力。」

此时的我，正在汉江边上发思古之幽情，身旁是此程一起参与湖北文史体验营的伙伴，年轻的同学们纷纷拿起相机留影，捕捉蓝天碧水的景观。前方不远处，就是这座血泪斑斑的襄阳城。然而在行程安排上，我们并没有在襄阳停留太多时间，只能算是路过。纵使心头涌上一股慷慨激昂，亦未及细细思量，且兀自收拾压抑之，接着与大部队上路。

离开襄阳后，游览车即往武当山驶去，又是两百余里的路程。闲来无事，我在手机上翻阅李曾伯的文集《可斋杂稿》，恰见第三十四卷开卷又是一首〈满江红〉，题为「登均州武当山」，不就是我即将抵达的地方吗？

登武当山 慕道求仙

「镇日山行，人倦也、马还无力。游历处，总堪图画，足供吟笔。涧水绿中声漱玉，岭云白外光浮碧。信野花、啼鸟一般春，今方识。」

读罢不禁暗叹，这也正是我们这一行的写照啊。虽说如今湖北这儿的高速公路已修建得相当舒适便利，但几日下来充实的行程也不免舟车劳顿，令人有几分疲倦。而沿路的风光与故事又是那么动人，真可以端上东坡词中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尤其是登上武当那天，天气一扫前几日的酷热，凉爽宜人。山间云雾缭绕，仿若仙境，也无怪乎此地为道教圣地，千百年来慕道求仙者众，连明成祖朱棣都选择武当为其神道设教之所在，其真武大帝信仰也成为有明一朝之国教。在武当山上，留有几通明朝皇帝的御制祝文，系年皆为各代年号之始，例如宣德元年、正统元年、景泰元年、成化元年等，亦即新皇帝甫登基便要来此祈求国运昌隆，武当山的地位由是可见一斑。

倭寇屈服 我武维扬

此外，犹有一方碑刻引人注目，上书四大字：「我武维扬」。全文依稀可辨，且录于下：「革命军兴时追随最高统帅蒋公转战南北，戡平内乱，周览名山大川，恒以未登元岳为憾。兹值奉命捍御外侮，得便亲临绝顶，适捷报传来，倭寇屈服，天柱峰俨若。

我武维扬

受降城，喜我武之维扬，增名山之彩色，爰题碑以兹纪念。

中华民国卅四年八月中瀚 刘峙」

原来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八月中，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驻军此际的刘峙将军处，他有感而发记下这么一段。抗战时期，武当山一带的道观多作为临时医疗机构，收容在第五战区受伤或感染日军毒气的军民。想来，当对日抗战获得了最后胜利，消息传来，在武当山的中华儿女肯定各个是欣喜若狂吧，其景可参老杜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所写情状：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巧的是，刘峙将军便是在闻讯后不久，由湖北开赴河南，代表第五战区正式接受日本投降，应了杜诗末句的「便下襄阳向洛阳」。

是啊，正是这句「便下襄阳向洛阳」，总结了从唐朝、宋朝乃至于近代中国人，对于收拾山河、光复家国的喜悦。襄阳于兹不仅仅是地理上纵横八方交通的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心理归属。思及至此，我先前在汉江水畔所克制下的情绪再度迸发出来。倘若不是亲身探访、亲眼闻见，这些字字句句，恐怕还是静静地躺在浩瀚的卷帙堆，平时不容易让人觉察，更谈不上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遭遇。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诚哉斯言。中华民族的壮烈篇章，非得在千里江山的映照下，在唐诗宋词的交融中，方显珍贵，熠熠生辉。（王璟）

（本文由台北市两岸人民交流服务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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