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原标题：天津：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罗天昊/文 秋尽北国，冬日微寒。
近期，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零星疫情，其中，上海和天津两大直辖市同时疫情再起，引起普遍关注，而天津冗长的疫情通报，也引起了社会争议。大众在发现天津今年多次疫情的同时，也发现，曾熟悉的天津，经济发展也来到了一个关口。
望海潮，有起落。
自2006年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进入飞速发展期。十年间年均增长超过15%以上，可谓狂飙突进。漫步滨海，隐然已初具恢弘气象。
2017年，滨海新区GDP缩水3000亿之巨，天津从中国第五，成为中国第六。GDP增速仅3.6%，在十大城市中垫底。同时，当年出现了规模达5万以上的人口流出。至2019年，据统计，天津更是排名下滑到全国第十名。GDP在上年被腰斩数千亿。
以十年为期，从2009年至2019年，十年之间，天津在中国城市经济中的排位，从第五降落到第十。发生什么了？
天津的巨大起落，表象在于经济领域，本质就在改革领域。长期以来，天津对比沿海众多城市，在改革领域相对滞后，2017年，到达了一个顶峰，天津最高决策层痛定思痛，决然引爆滨海GDP腰斩之雷，也埋下了决意改革的种子。
短暂的低潮滞后，天津逐步复血。2018年，天津止住颓势，虽无法恢复此前的高速模式。但也重回增长轨道。同时，人口吸引力提升，新增人口约3万人。
七年前，当天津仿效北京限车限房的时候，我就提出，天津不应学北京限购，而应反过来抢人。数年后，天津抢人的预言变为现实。
2018年，天津加入抢人大战，对大学学历的青年敞开了大门，几天之内超过百万人申请落户天津，创造了城市抢人大战的高潮。
去年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宣布取消全部事业人员编制，实现全员竞聘上岗，在国家新一轮改革中，天津率先一步，并且走的彻底坚决。
从崛起到低潮，再从低潮蓄力，不是轮回，而是涅槃与超越。
抢人大战也好，事业单位生猛改革也好。都凸显了天津在新世代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政经周期变化，天津外部环境不可测，在市场体系与政治体系中，都不是顶级，两边不落地，处境尴尬。二是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冲击天津，逼迫其深化改革。
改革风云再起，只是序幕，成为北方最开放的城市，或许是天津的最佳出路。
两不靠：地位未至顶峰，市场未趋完善
天津的诸多方面，已经与北京看齐。当下，天津也已经实现汽车限购，外地车牌限行，事实上，虽同为直辖市，北京上海限购，虽争议巨大，但尚有资本，天津限购，则属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此前十年，天津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以十年计算，过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吃了十年国家战略的小灶。新的十年，国家战略重心已经转移。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将更为重视，长江经济带崛起，雄安新区崛起，粤港澳和杭州湾崛起。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
2017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到1%，消费增长，不到2%。哪去了？没有那么多新的央企大投资来撑场子了。中央不再倾斜性扶持了，国家小灶没了。
至2018年和2019年，情况持续恶化。
央企大扶持，财政大投资，政策大倾斜，时代终结。
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在两套体系中，都不占优势。
先看中国城市的政治体系。
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政济资源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近100家央企中，超过80家以上的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
北京限车也好，限房也好，全国人才只能迁就北京，无他，烧香拜佛，求人求财，无法绕行。天津就不行，限车限房，别人不来也可以。可以绕行。
北京纵使门槛提高，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也有745.6万，占比达到34.6%。高于天津。
在市场体系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则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独特的魅力，令千万人神往。
天津此前的限车限房，首先伤害的就是外地青年人才。能够有买车能力的，主要是外来人口中的精英阶层，由此，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精锐迁移，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将是致命的伤害。
五年前，北京限车限房，天津就应该抢北京的人，与北京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抓住北京在汽车和住房方面限购的时机，加大开放力度，争取将北京的部分外流人才，吸引到天津来。
天津现在才开始抢人，虽然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
若五年前就开始布局，效果更好，而且是抢的是顶尖人才，而不是准一流人才。
抢人只是开始，开放车牌，开放房市，必然紧随其后。
雄安搅动，天津未来四大变局
一片草原，两头雄狮，引人遐想。
同处京津冀，雄安新区对天津的冲击非常直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滨海新区的崛起，央企的投资功不可没。很多央企未来将会投资雄安，若央企未来对
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减弱，将大大削弱其竞争力，对天津冲击巨大。
2、高新产业的竞争
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中的第三条，就是发展高新产业。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为中国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布局中，天津被赋予了重点发展高新产业的使命。
3、冲击天津经济地位
雄安新区对天津经济地位的冲击，具体表象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以及天津在中国城市中的排位。未来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央企的分流，将使其此前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权力和市场资源削弱。
二是金融资源。2019年，天津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1788.1亿元，排名全国第10，未来，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机构，将冲击北京和天津，削弱其金融资源。
利弊相随，利大于弊。新的时代也为天津带来了四大机遇。
1、做大京津冀，提升整体竞争实力，构建国家竞争均势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增长极。
2019年，长三角的GDP总和超过23万亿，而京津冀GDP总和只有8万亿多，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独大并且造成了周边广泛的灯下黑。
京津冀坐大，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格局，缩小南北差距。未来东北振兴，华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为依托。
在此过程中，天津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重塑京津定位，天津经济自由度加大
京津虽并称直辖市，但是，在政治地位和市场两大资源的拥有方面，天津难望北京项背。
客观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乱。
此前北京兼备华盛顿和纽约的功能，雄安新区建成后，北京只保留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等四大定位。“大纽约”将另有其人。去掉了经济中心，意味深长。
雄安未来将疏解北京的央企，医院，高校，银行等资源，公共资源被削弱后，北京对于人才与市场资源的强制性驱动力也减弱，天津的重要性将相对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自由度更大。
雄安新区的设立，将使天津与河北之间的产业协同，发挥更大效力。
虽然在高端产业领域，雄安与天津有部分竞争，但是总体而言，天津与河北的互补性更强。2018年，河北的人均GDP为4.78万元，天津的人均GDP在12万元。是河北省2.5倍。2019年略有收窄，但差距仍很大。
落差产生梯度，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其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方面，均有强大的互补性。
此前，因为北京的强大行政资源，河北不得不围绕北京，北京强制性资源被疏解后，天津的产业优势，才可以发挥最大效用。天津需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将河北变化最大的战略腹地。
等边三角，互为依靠。
京津雄三地是100km的等边三角形，在高铁半小时辐射范围内，一般的火车客运或者汽车，也在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未来，随着京津冀经济圈的迅速成长，无论是北京还是雄安，或者是河北其它城市，天津港是不错的选择。
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前有深圳，后有雄安，改革竞争，你追我赶。
未来，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天津自贸区是上海自贸区之后的全国第二大自贸区，未来应该成为改革的抓手。
在未来，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红利。
珠三角和长三角仍在前列，天津需承认这种差距，并奋力追赶，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天津还需有全球眼光，借自贸区加快与世界接轨。
第二个机会，是善用成本优势，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
天津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在其他地方构筑户籍壁垒，人才壁垒，进行各种限制的时候，天津可抓紧时机争抢部分北京等地的分流人才。还有制度优势，以车牌管制为例，天津不要限牌，而是向全国全面开放，天津应有这样的气度与远见。
2018年，天津发动抢人大战，不少人才就从北京以及全国而来，成效初显。2019年，天津人口仍增长2.3万。
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又不似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无奈与约束，在改革领域更具灵活性，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
第三个机会，是在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实现局部领域的领先。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改革的分散化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局部改革的先锋，天津应有闯将精神。
自贸区无论成败，都将吹响天津改革的号角，未来，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
未来，天津需要在三个领域实现突破。
一是经济发展模式。
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暂时照顾，但是，此前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天津的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震动必然巨大。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释放市场活力，对冲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的影响。
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和推动创新
自贸区只是破局契机，不是全部。天津需要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商业环境，并且激发市场活力。在简政放权，完善法治，鼓励创新方面，深入推进。
三是社会领域的改革
以人均GDP而言，天津已经达到了全球发达城市的标准，具备了从经济转型导向社会转型、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未来在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公平，实现民富，振兴民权，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可进行广泛的布局与尝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辖市是改革先锋，不是既得利益堡垒，需要富有活力、多元、开放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天津本次在事业单位方面的彻底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大幕拉开，天津任重道远。
（作者为经邦智库创始人，著有《大国诸城》，致力于国家与城市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