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一百三十四）——大唐背锅侠崔希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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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前面几期老布简单讲了唐蕃前四次会盟的背景，严格意义上说，714年的河源、736年的凉州，只能算是划界，到不了会盟的层级。706年的神龙会盟、733年的赤岭会盟，才算是正儿八经走完全部流程的会盟。

但谈到唐蕃会盟的研究成果一般都不分会盟和划界，所以咱们也按会盟说了。

从前四次会盟的背景上看，双方可谓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各种勾心斗角，各种盘外阴招。而且朝堂大臣和边关将领的利益诉求还不一致，经常是这边还谈着呢，那边都打起来了。

另外，其他因素也严重左右了唐蕃会盟的进程，前两次是威压北方的后突厥，后两次是震慑西域的突骑施。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没有这两个势力的严重威胁，唐蕃能不能完成这几次会盟都是个问题。

但就算是完成了会盟，基础也很不牢靠，经常是有个风吹草动，几年艰苦谈判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

河源会盟在吐蕃的进攻中戛然而止，赤岭会盟也在唐军的进攻下迅速撕毁。这种得来不易，毁之轻松的局面，恰恰说明了，唐蕃战争是赤裸裸地争夺生存空间的博弈。

这种类型的博弈，基本上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不到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听见战争俩字就想吐的程度，不会终结的。

而在现在这个阶段，唐蕃还有憋着劲儿呢，离打得精疲力尽还有将近一百年的路要走。尤其是这个时期的唐朝，已经迈上了第二个巅峰期，国家力量的充裕，让唐军充满了发动进攻的欲望。

所以，我们在玄宗一朝可以看到，唐军主动进攻的次数大大增加，取得的战果也更明显。

发生在737年(开元二十五年)三月，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的破盟攻杀，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题。

我们就把这个案例拿出来分析一下，看看辛辛苦苦谈出来会盟成果，是怎么就破坏的，崔希逸这倒霉孩子是不是应该背这口大锅。

733年的九月、734年的六月，唐蕃两次在赤岭上立碑盟誓，并且在第二次盟誓之后，传谕剑南、河西州县“自今二国和好，无相侵暴。”

这已经是很明确的国家意志了，各地州县都得按令行事。

但传谕河西才过去了几个月，崔希逸就带兵杀入吐蕃界内二千余里。他为什么不把盟誓约定当回事儿呢？

要想弄清楚这件事，我们还是得先来看历史背景。

唐蕃之间的赤岭会盟从730年开始谈，一直谈到了734年总算是谈成了。

在谈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环节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

一个是河西九曲的地位问题；

一个是联络突骑施的问题。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开元六年(718年)五月，吐蕃送来的国书里，双方就开始掰扯突骑施的问题。当时吐蕃的态度是唐朝要是不联系，我们也不联系，你们都联系了，凭啥不让我联系？！

结果这次和谈直接破裂，到了开元十八年（730年）的时候，吐蕃送来的国书里一个字也没提突骑施，唐朝也一样没提。但国书里没提，不代表这事儿就没了。

从开元二十年到开元二十四年(733年—736年)里，李隆基给尺带珠丹连续写了七封敕书，这些敕书的全文都记载在《全唐文》284-285卷里。在这些书信里面，李隆基对突骑施问题，各种质问、各种愤怒，各种破口大骂。

比如说其中一篇里写道：“近得四镇节度使表云，彼数纤与突骑施交通。但苏禄小蕃，负恩逆命，赞普既是亲好，即合同嫉顽凶，何为却与恶人密相往来，又将器物交通赂遗？”

再比如另一篇里写，“突骑施异方禽兽，不可以大道论之，赞普与其越境相亲，只虑野心难得，但试相结，久後如何？”[1]

李隆基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是因为可以决定西域格局的突骑施与唐朝渐行渐远，到了734年双方正式开打，而且李隆基发现单凭西域唐军，还真是有点打不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蕃关系上最难解决的问题，河西九曲的归属，也是在突骑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才得到了默认。

在李隆基看来，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跟吐蕃签了协议，结果吐蕃依旧联络突骑施，那我的代价不白付出了吗？

另外，吐蕃也没停下扩张的脚步，736年（开元二十四年）的春天，吐蕃发兵小勃律，当时第二次赤岭盟誓还没举行。

李隆基致书尺带珠丹，其中提到小勃律早就是唐朝的属国，攻击小勃律就等于是违背盟约，并要求吐蕃撤军，但被吐蕃无视。

同时，吐蕃大臣芒布支带兵进入安西，侵袭军镇，践踏禾苗。此时西域的唐军正在与突骑施激战，唐朝认为吐蕃的军事行动，明显是在配合突骑施汗国。

除了出兵勃律外，吐蕃还积极进军西域，配合苏禄对安西四镇等唐军驻地的攻势。所以，在李隆基开元二十四年写给吐蕃赞普的敕书中说：“近闻莽布支西行，复有何故？若与突骑施相合，谋我碛西，未必有成，何须同恶？”

敦煌文献里也记载：“开元二十四年，属庐·莽布支绮穷领兵赴突厥。”

需要注意的是，莽布支带兵进安西的时间，正好处于两次赤岭盟誓之间。

这其实就是唐蕃和谈的特点，几乎每次都是一边谈一边打，撕破脸以后，互相指责对方破坏盟约。

除了西域方向，吐蕃还在向云南用兵。

在唐朝大臣表奏里，出现了“蕃军已南取盐井”的说法。[2]这里的盐井，就是今天滇藏交界处，芒康县的盐井纳西民族乡。

敦煌文献大事记年也有，733年南诏使臣前来致礼的记载。

另外，吐蕃国内也在秣兵厉马，征调军队。在《大事记年》里记载，734年征集吐谷浑之青壮兵丁，克吐谷浑之“吃狗肉”部族，735年赞普检阅军队，征调丁壮，大论穷桑前往吐谷浑。

这些举动都在刺激着唐朝的神经，最后的破裂出现在737年（开元二十五年）。

敦煌文献在这一年里记载，“论·结桑龙(东)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冬，小勃律王降，前来致礼。唐廷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是年，唐廷败盟(灭小勃律)。是为一年。”

这段记载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1、当年春天，吐蕃发兵小勃律。冬天，孤立无援的小勃律臣服。

2、唐朝使臣来到吐蕃，很显然是为了小勃律问题，再次要求吐蕃撤兵。

《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是“其年，吐蕃西击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

说实话，唐蕃之间的博弈酝酿到了这个阶段，开打只是时间问题了，就是看从什么地方开打。

这个终结赤岭会盟成果的引爆点，就在崔希逸身上，就在河西走廊的旁边。

我们把时间稍稍往回拨一点，来看看736年（开元二十四年）的河西走廊。

当时赤岭会盟已经结束了，两边都宣喻边境不得互相袭扰，但边境上的守备并没有撤销。《旧唐书·吐蕃传》的描述为，“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

于是，时任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便联系吐蕃守将乞力徐说：“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

这地方的蕃将乞力徐，已经不是714年进攻河陇的乞力徐了。

那个乞力徐的全名叫韦·乞力徐尚碾，是韦氏家族的大相，他在721年便去世了。

这位乞力徐的全名是属庐·乞力徐囊恭，是属庐氏的大臣，他是在韦乞力徐去世以后，才走进了吐蕃的权力核心圈。[3]

属庐的乞力徐大将，听到了崔希逸的提议之后，说：“您是忠厚之人，说得都是真心话，我肯定相信您。可你们朝廷里有不少坏人，万一要是搞事，趁我们不备，那后悔就来不及了。”

结果，崔希逸反复要求，乞力徐就提出双方再次盟誓。

于是，双方在凉州杀白狗为盟，而后各自撤去了守备。

这件事走到这里，一起都挺好，两边的老百姓也都放松了，该干嘛干嘛。从当时两位边疆大吏能达成协议上看，虽然其他地方龌蹉不断，但至少在青海湖附近，唐蕃关系还算比较松弛。

结果这种松弛的局面就被人利用了。

到了次年（开元二十五年）崔希逸的侍官，也是他的好友孙诲入朝汇报工作。正好赶上吐蕃进攻小勃律，李隆基写信给尺带珠丹，人家被给面儿。

孙诲为了取悦李隆基，就隐瞒的双方盟誓的事儿，只说吐蕃的边防很松懈，建议趁其不备掩杀之。

于是，李隆基就派宦官赵惠琮来凉州问事，这哥俩一商量，矫诏要求崔希逸发兵。

崔希逸不敢违背，只能带兵出征。唐军深入青海两千余里，大败吐蕃，斩首两千余级，杀伤无数，乞力徐只身脱逃。

这件公然破盟的恶性事件爆发后，和平局面彻底破裂，唐蕃再无信任可言，“吐蕃自是复绝朝贡”。

背着破盟黑锅的崔希逸，心情十分沉重。他心里很清楚，吐蕃的报复很快就会到来，为此他特别加强了河西防御的力度。

果不出崔希逸所料，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三月，“吐蕃寇河西，崔希逸击破之。”

配合行动的鄯州都瞥杜希望趁吐蕃撤军的机会，带兵穿越祁连山孔道，攻陷了吐蕃的新罗城。《册府元龟》

这个吐蕃新罗城，在两唐书和通鉴里都写作吐蕃新城，可能是吐蕃占领青海湖周边以后，新建的一个驻军据点。它的位置基本锁定在青海门源县的金巴台古城，唐军占领此地后，设置了威戎军，留兵一千人防守。

金巴台古城南北长230米、东西宽200米，城垣靠山依河，雄踞谷口。从古城沿着山谷向东北走可直达凉州，这条路位于大斗拔谷和洪源谷中间的孔道，就是之前吐谷浑通河西走廊的伏俟北路。

经过了这次破盟事件以后，唐蕃正式开启了战争模式，而这时候雄踞西域的突骑施也在唐朝和大食的联手绞杀下败落。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突骑施苏禄兵败被杀。去掉心腹大患后的李隆基，也得以腾出手来，跟吐蕃再大干一把。

于是，在攻取吐蕃新城后，杜希望又发兵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置镇西军。吐蕃将领带三万人来攻，被杜希望率军击退。

二十七年的七月，吐蕃又来进攻白草军和安人军。白水军守捉使高柬柬[jiǎn]于坚守二十多天，吐蕃军队未能得手。

不过这些战事和崔希逸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他离奇地死了。

两唐书对崔希逸之死的记载，充满了玄幻色彩。

《旧唐书》的记载是，“行至京师，（崔希逸）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

《新唐书》的记载也差不多，都说崔希逸和矫诏的宦官都是因为背盟，见到了一只白狗，然后惊惧而死。而另一个当事人，怂恿李隆基出兵的孙诲，则是因为其他罪名被杀，也就是说三个人都没有好结果。

相比之下，《资治通鉴》的描述就显得冷静许多，“崔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

相对来说，通鉴的记载虽然写得比较晚，但应该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崔希逸的气质。

按照通鉴的记载，开元二十六年五月，崔希逸调任河南尹。这离崔希逸再胜吐蕃，仅仅相隔了两个月。刚获大胜便被调离，足以说明朝廷对背盟事件的态度。

另外，从记载上看宦官之死，显然不是矫诏之罪。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崔希逸的背盟攻杀，朝廷是默许的。

只不过是破盟事件发生后，朝廷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而已。

其实从崔希逸的人生经历上看，他可能真是个是个懂廉耻、守信义、有底线的官吏。

在《大唐新语》里记载这样一件事，牛仙客主政河西期间，厉行节约，凉州库府充盈，积攒的军资数以万计。

崔希逸上任后，并没有贪没上一任的功劳，而是表奏牛仙客的功绩。一开始，李隆基还不太相信，以为是官官相护，特意派刑部尚书来考察。

结果发现崔希逸上奏属实，玄宗大悦，晋升牛仙客为尚书。

从此事可见，崔希逸并不是贪功之人。

而且从乞力徐的话中也能听出来，他说“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

也就是说，您是忠厚之人，我是信不着别人。

结果这个忠厚之人，成了失信之人，而且他失信的人，还是个信赖自己的敌方将领，这更令他愧疚难当。

同时朝中的政敌，也用背盟来攻击他。但崔希逸无论如何，也不敢将老大的意思公诸于众，所以这锅只能他自己背。

两次大败吐蕃，最得意的人肯定是李隆基了，他派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赴崔希逸身边为通判，并宣慰赏赐。（《为崔常侍谢赐物表》，王维）

王维王老爷子，走在平沙辽阔的河西走廊上，心里一激动，挥笔写下了，不世名篇《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不过这首诗有人认为跟崔希逸破吐蕃没有关系。[4]

不管有没有关系吧，崔希逸自己写下的《燕支行营》，肯定是他主政河西时写的，我们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情吧。

天平四塞尽黄沙，

寒冷三春少物华。

忽见天山飞下雪，

疑是前庭有落花。

参考书目：

[1]、《张九龄‘曲江集’敕书的文史价值

———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突骑施苏禄侵犯四镇个案探究》_陈建 森；

[2]、《吐蕃王国的兴衰》_薛宗正；

[3]、《吐蕃大将乞力徐小考》_罗藏；

[4]、《〈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_戴伟华；

《〈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求疵_陈铁民

《王维出塞诗与吐蕃事略》_周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