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一百三十六）——开元年间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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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聊了开元末年的一场大战，这一期我们对开元二十九年里的战争做一个总结。

我们老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那军事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影响政治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例子在开元年间就出现了，而且不止一个。

从吐蕃这边说，韦氏大相达扎恭禄要不是大胜唐军，威名甚盛，没准能安全活到死。但问题是他也不知道，大胜唐军能导致自己被剁了。再说了，当时可是尺带珠丹亲征督战，也容不得他有啥花花心思。

同样的例子，之后在唐朝也出现。

王忠嗣最猛的时候，身兼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

然后就是因为不想打石堡城，就差点被李隆基咔嚓了。

这都属于军权太重，让君主有点突突，想要拔刺的案例。

除了这种君臣之间的猜忌以外，军事还影响了行政区划和管控方式。

这种影响在唐蕃双方都存在，只不过吐蕃类似的记载比较少，我们只能拿唐朝做例子。

陇右是唐朝的心腹之地，东接关中，西联河西，要是把西域比做唐朝伸展的羽翼，那陇右就是这幅翅膀的翅根。

当吐蕃从高原上崛起以后，陇右也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论钦陵在素罗汗山(今甘肃临洮界)大败唐军，武则天震怒，主将王孝杰和娄师德都被直接撸成了白丁。

其实，早在此战之前的694年，武则天为应对吐蕃的威胁，就陇右边防做出了调整。在这一年里，她提拔娄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都、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这是目前诸州诸军合并管辖的最早例证，不久之后，武则天又设置了陇右诸军(州)节度大使，以凉州为驻地，掌管区域包括陇右、河西，以及整个西域地区。(《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对吐蕃的军事对策——以陇右节度为中心》_郑红翔)

能担任陇右诸军(州)节度大使都不是一般战士，娄师德、唐休璟、魏元忠、郭元振，随便摸一个出来，都是朝堂上的狠人。

由于陇右道的辖区实在过于狭长，东西延展长达三千多公里，再加上吐蕃鲸吞吐谷浑之后，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压力太大。

郭元振曾经上奏武则天说：“国家所患者，唯吐蕃与默啜耳，……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镇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肃是也。…… 善为国者，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安平可保。钦陵以四镇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浑、鄯，易为我患，亦国家之要。”

这段话说得极其精彩，充分展示了郭元振老辣的战略眼光。

他说：“今天国家所要顾忌的，也就是吐蕃和后突厥的默啜可汗。其中，外患是西突厥的十姓部落和安西四镇，内忧则是甘、凉、瓜、肃等州，也是就河西走廊。善治国者，应该是先内后外，不应该因为外患而损失国内，这样就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论钦陵认识安西四镇靠近他们，这是他们的关注点，同样的，青海、吐谷浑、鄯州，是我们的要害之处，应该是我们的关注点。

也就是说，郭元振认为河西走廊被据突厥、南挡吐蕃，而且地形狭长，缺乏战略纵深，应该是唐朝最最紧关节要之地。

这是在这种战略考量下，唐睿宗史载景云元年(710) 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

次年四月，正式确定了河西节度使的行政建制，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辖区以黄河为界，从陇右道中分出黄河以西专设河西道。

河陇两道分立，也是唐代节度使设立的开始。（《唐景云年间的陇右分治》_裴恒涛）

知道了河西节度使的设置时间，那陇右节度使是什么设置的呢？

关于陇右节度使的设置时间，唐史里有大量的记载，但问题是时间相差了好远。

时间最早的《唐会要》写的是开元元年（713年）的十二月，记载最晚的《元和郡县图志》写的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整整差了二十年，中间还有开元二年、四年、五年等各种记载。

目前主流的观点以《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准，陇右节度使设于开元二年(714年)的十二月甲子，首任节度使是咱们之前讲过的郭知运。

但也不是没有反对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杨矩做鄯州都督的时候，就已经陇右节度使了。依据是杨矩父亲的墓志铭在提到自己这个二儿子的时候，写的是“持节陇右诸军州节度大使、兼鄯州都督。”

只不过他做的时间短了点，713年的12月才做上，714年的八月就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吐蕃大举攻临洮，掠走了陇右牧场的军马。而郭知运受命接任陇右节度使，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吐蕃的威胁。（《唐代前期陇右节度使研究》_卢绍华）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分析一下，吐蕃的军事压力，对唐朝军事改革的推动了。

纵观整个开元时代的二十九年里，吐蕃声势浩大的进攻一共有三次。分别是开元二年、开元十五年、开元二十九年，这三次进攻朝野震动，都促成了唐朝陇右地区的军事调整。

开元二年（714年）的八月，唐蕃河源会盟破裂，吐蕃大相坌达延率十万大军，杀入洮河流域。蕃军一路势如破竹，不但掠走了大量的陇右军马，还威胁到了兰、渭两州。

李隆基马上调整部署，以薛讷为“陇右道防御军大使”，郭知运为防御军副使，招募大量猛士从军，派往陇右前线。

洮州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管辖陇右的马场，还在于从洮河北上，可通兰州，也就是所谓的“狄道”。

同时，从洮河流域向东，可达鸟鼠山，此地为渭河源头，再向东沿渭水谷地，可直通关中。

所以，洮河流域对唐朝来说，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开元二年的十月，蕃军卷土重来，再次杀进了洮河流域。

气急败坏的李隆基发下诏书，“调朔方后军兵及前年朝堂应募健儿等，总十万人，群牧马四万匹”，要御驾亲征，跟吐蕃玩命。

所幸薛讷和王峻在武街驿大败蕃军，没给李隆基赤膊上阵的机会。

虽然武街驿之战唐军大胜，但吐蕃在一年之内两次集重兵攻击陇右，足以说明吐蕃对陇右的重视程度。这件事反过来提醒了李隆基，让他加大了对陇右防务的投入。

此役过后，李隆基对西北镇军作出了改革。

首先扩充了军镇的士兵的数量；

其次是优先招募军镇附近的人当兵，免去了从中原奔赴边疆的劳顿之苦；

最后是在镇兵之外，另外组建“战兵”队伍。这些人只负责作战，提高边兵的战斗力。

这三条改革直接切中唐朝府兵制的时弊，改变了以前镇军每年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开元八年，唐朝开始在两京及诸州选取十万人，免去所有差科，专门教习作战，他们就是“战兵”。同时，“战兵”制度也开始在东北的幽州推广。

到了开元十五年9月，吐蕃再次大规模入侵。

这次进攻由尺带珠丹亲自压阵，蕃军突破了祁连山防线，攻陷了河西重镇瓜州，河西节度使王君㚟之死也与这次进攻多少有些关系。

唐军在这次进攻中表现，展示出常备军力无法应对吐蕃的大规模进攻。虽然这次吐蕃的进攻主要是针对河西，但陇右作为唐朝的心腹之地，在此战之后，依旧迅速做出了调整。

当年十二月，李隆基下诏创立了“秋防”制度。

每年六月从关内征调一万士兵在临洮集结，到了十月如果没有战事爆发，就放还关中。同时，从朔方军调一万精兵，六月集结于会州（甘肃靖远县），到十月无事，便回归本军。

这种每年六月到十月的临时征调，就是所谓的“秋防”。

出现“秋防”的原因在于，吐蕃的进攻有很明确的集结性特点，每年到了麦收集结，吐蕃都会发兵掠夺河陇的麦田，以便实施以战养战的策略。

同时，秋防制度还能看出河西、陇右、朔方三军的配合。

李隆基的诏书明确写到，吐蕃由河西进犯，河陇朔方军队该如何配合；吐蕃从河源进攻，三地唐军要怎样协作；吐蕃攻凤林关，唐军该如何应对。(《朔方节度使与唐代中前期西北边防—以“安史之乱”前西北地区的战略协作为中心》_李文才)

由此可见，唐朝其实对蕃军的进攻路线很清楚。

这也符合地理环境的特点，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区，地形破碎，沟谷纵横，适合大兵团作战的通道，其实就那么几条，吐蕃知道，唐朝也清楚。双方都在重要的战略节点上建城驻军，大量的战例都是围绕着几个战略支撑点展开的攻防战。这也让陇右的拉锯战，显得异常残酷和焦灼。

为了应对连绵不绝的战事，李隆基除了派驻更多的军队以外，还对节度使的财政权也作了调整。

开元十五年的十二月，陇右节度使张志亮获得了所在区域的支度、营田等财政调配权。

我们在谈到安史之乱的时候，经常会说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他既拥有军权，又掌握财权，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并以此来证明李隆基的昏庸。其实李隆基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弊端，而且唐朝之前的惯例也是军权与财权是截然分开。但战争的爆发是一瞬间的事情，坐镇边疆的将领，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权支撑军事运作。所以这是个两难的决定，而帮着李隆基下决心的，正式他的妹夫——吐蕃赞普尺带珠丹。

开元十五年的四十万大军入侵河西，就像是一记重拳，打开了节度使掌财权的禁锢，才有了之后安禄山的渔阳鼙鼓。

另外，镇兵的长期驻扎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节度使的权威。

之前唐朝推行的府兵制，是以国家军队为核心的状态，具有“战时为兵，平时为民”的特点，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兵制度。

但随着吐蕃军事威胁的增大，府兵被迫长期在军中服役。

在开元五年的诏书里曾经特别强调，边兵服役以“三年二年为限，不得延留”。但到了开元十六年的诏书里，边兵的轮替已经到了五年。

所以，从河陇开始推行的节度使制度，其实核心就是边防驻军的长期化和常态化。

这种以招募为主的边兵，士兵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以戍边为职业，所需要的物资全部由国家供给，这就已经成了合同制的专业军人。

唐朝的募兵制在开元二十五年形成了定制，在这一年发布的诏书里写到，“……置兵防健儿。於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唐六典·卷第五·尚书兵部》

由此，之前推行的征兵制被废止，开始招募长征健儿充实边军。这些被招募的健儿常驻于边地，家属也可以自愿随军安置，朝廷负责给予田地、房屋、税赋上的优惠。

于是镇兵与将领之间的关系，从府兵制执行的“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变成了兵与将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唐朝真正出现了军阀。

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时的历史环境。

有很多事情，不是出于个人意志，或个人喜好，而是环境使然。

而在玄宗时期发生的唐朝兵制改革，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吐蕃的军事压力，所以这种改革最早在河陇推行，而后向其他区域推广。

到了开元二十九年，尺带珠丹再次御驾亲征，唐蕃两军围绕着石堡城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李隆基在次年（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再次梳理了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和兵备数量，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天宝十节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死胖子安禄山正式上线，担任了平卢别为节度。

在天宝十节度中，安西统兵二万四千、北庭统兵二万、河西统兵七万三千、朔方统兵六万四千七百、河东统兵五万五千、范阳统兵九万一千四百、平卢统兵三万七千五百、陇右统兵七万五千、剑南统兵三万九百、岭南统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镇兵总计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每年的军费开支达到了布一千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

其中，河西、陇右、朔方、安西、北庭、剑南六个节度，都有防御吐蕃的任务，可见当时吐蕃的威胁之大。

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吐蕃的威胁，根本就没有安禄山这死胖子做大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说，安禄山能混得人尽皆知，还得感谢吐蕃。

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唐朝在吐蕃的压力下实施的军事制度改革，那反过来说，吐蕃有没有做个相应的制度改革？

一定是有的，因为唐朝也发动过军事进攻。

在整个开元的二十九年里，唐军分别在开元五年、开元十二年、开元十六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反击。

这些进攻会不会反过来促成吐蕃军事制度的变化，一定会，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只不过吐蕃的历史资料比较少，我们很难看出不同时代的变化。但是吐蕃设置了东境(鄙)五道节度使，可以认为是吐蕃遇到和唐朝一样的问题。就是边境与核心区的距离太远，从卫藏调兵成本太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唐蕃是殊途同归。

《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研究》_朱悦梅；

当然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唐朝出了个安禄山，吐蕃出了个论恐热。

最后我们说一个数据，综合汉藏各种史料的记载，开元二十九年里仅在河陇地区爆发的大战，就有23次之多。其中，吐蕃进攻14次，唐军进攻7次，比例大概是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

这说明，开元年间吐蕃依旧占据着战场的主动权，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唐军发动进攻的次数，明显高于李治和武则天时期，取得的战果也更多。

这说明唐朝走到第二个高峰期后，拥有了更多的战争资源，战争的天平正悄悄地向唐朝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