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的孕味：代孕爭議的新加坡「家庭價值」

同志运动意外地在这个以集体主义为依归的岛屿国家，找到了一条道路——以国家之名、以家庭之名。图为2017年新加坡的LGBT活动「Pink Dot」。 图／欧新社

新加坡早前因为一对同志伴侣的收养声请案，引发「代理孕母合法化」的争论，且登上多家国际媒体。同志运动也意外地在这个以集体主义为依归的岛屿国家，找到了一条道路——以国家之名、以家庭之名。

同性恋在新加坡不是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存在。由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刑事法》337A中，将男性间的性交视为犯罪，就算男性在家中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仍然可以求处最高两年的有期徒刑。尽管李家前后任统治者都曾表达对同性恋族群的「同情」，但官方不想冒险修法触怒保守族群与相关团体。为了「大局」着想，「男性间性行为除罪化」并未进入执政党的政治议程，只是暂时不执行此法。

甚至，新加坡从2009年开始举办的「粉红点」（Pink Dot）性别平权运动，也在去年首次遭当局盯上，禁止任何外国人到新加坡唯一可以合法集会的场所——芳林公园——参与或旁观注1。但星国政府料想不到，越是禁止，越是引出更多默默支持LGBT族群的本地人，当天大家不仅到场挤爆集会现场，更高唱新加坡国歌《Majulah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许多公众人物，如歌手向洋（Nathan Hartono）亦到场演说支持，等于是给政府打了响亮的一巴掌。

看起来，同志运动似乎又向前迈进一步。

▌《满月酒》登上星国大银幕

我们也应该随着时代而进步，否则会被淘汰。

2015年台湾导演郑伯昱的电影《满月酒》（Baby Steps），意外通过了新加坡的电影审查。在过去，像是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张惠妹的《彩虹》，都曾因同志题材或意象遭禁，如今讲述台湾与美国男同志伴侣寻求代理孕母的《满月酒》，却破天荒的得以在新加坡放映。

该电影中由归亚蕾所饰的台湾母亲，起初无法接受儿子的同志身分，更深信美国人生孩子的方式，有违华人传统养胎、安胎、做月子等对胎儿有利的「孕文化」；但随着儿子的坚持以及与洋婿的交流，归亚蕾的心房渐渐打开，一同踏上这个为儿子找寻代理孕母的旅程。

《满月酒》充斥着新加坡严格审查制度向来不会放行的元素。但按照星方审查委员提供给发行商的说法，归亚蕾动人的演技演活了母亲的心态转变，彰显了母职在亚洲社会中的重要性，让男同志议题中的亲情，以非常感人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强调「家庭价值」的亲情电影，而不是颠覆家庭价值的男同志电影。

在过去，新加坡政府自李光耀时期，便贯彻的「家庭主流化」政策，许多内政事务透过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优先的观念来推动，比如单身者申请租屋的合法年龄就是与已婚家庭大不相同。也因此，传统而保守的家庭价值，常常成为星国政府面对争议议题时的挡箭牌。

面对星国政府将家庭与政策捆绑，先前提到的的「粉红点」运动，也就采取了与其他地区同志运动非常不同的做法——呼应政府的家庭价值。例如，安排长者与LGBT坐在小贩中心里聊天，让长者打从心里觉得，这些年轻人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审查委员认为，归亚蕾（左）动人的演技演活了母亲的心态转变，彰显了母职在亚洲社会中的重要性。因此，新加坡认为《满月酒》是一部强调「家庭价值」的亲情电影，而不是颠覆家庭价值的男同志电影。 图／《满月酒》电影剧照

▌真实版《满月酒》

回到文章最初那件引起新加坡社会争论的同志伴侣的收养声请案，事主詹姆斯是一名医生，他和同为新加坡人的男友尚恩（化名）相恋长达13年，希望在新加坡法律的规范下领养孩子；然而，在询问星国政府的社会与家庭发展部后，他们却得到这样的答案：

我们鲜少会让男同志情侣领养小孩。

这代表，除非他们之中有一人愿意以个人名义出面，才可能成功领养一个「男孩」。而之所以是「男孩」，则是因为在异性恋的预设下，单身男性领养女孩可能会有疑虑。不过，詹姆斯和尚恩不认为他们应该在领养流程中，隐匿彼此的伴侣关系，所以决定找代理孕母。

但不幸的是，新加坡虽无法源依据能将「代孕」入罪化，实际上却禁止国内医疗机构提供代孕技术，即便是目前医学界希望推行的「有限度代孕」（limited surrogacy），也只限定于「已婚夫妇」在寻求所有方式都无法自然生产的情况。透过科技辅助的「助孕」，则大多只限于宫腔内人工授精（IUI）和体外人工受精（IVF）技术。

由于法律没有指出在外国代孕是违法的，詹姆斯和尚恩决定比照大部分其他地区男同志的做法，去美国寻求合法的代理孕母。在历经十个月的焦虑等待后，承袭詹姆斯与卵子捐赠者基因的孩子在美国诞生了，整个过程花费两人20万美金（约新台币582万）。

「我们鲜少会让男同志情侣领养小孩。」（示意图，与当事人无关；图为2017年新加坡Pink Dot。） 图／欧新社

▌走法律后门

回到了新加坡后，这个名为诺埃尔（化名）的孩子，却被拒绝核准新加坡公民身分。和所有在新加坡念完书的外国学生一样，他只拿到了一张效期六个月的长期旅游准证（Long Term Visit Pass）。政府并没有把诺埃尔当自己人，尽管在生物学上至少詹姆斯是他的爸爸。

从新加坡的法律来看，在国外出生的小孩，必须父母亲至少有一方为新加坡人，且具有合法婚姻关系，才能替小孩申请公民权。然而诺埃尔的母亲（代理孕母）是外国人，而詹姆斯虽为新加坡人，但与诺埃尔并非配偶，因此也无法为诺埃尔申请公民权。

非婚生子女在星国受到的社会福利待遇与婚生子女不同。过去更有单亲生母声请收养自己非婚生子女的案例，让小孩取得婚生地位，可见非婚生子女多么不受保障。而诺埃尔的案例里，由于他的生理父母并未结婚，而事实上的两位父亲，暂时不可能在法律上结为配偶，诺埃尔的非婚生子女地位也因此暂时无从改变。

换句话说，诺埃尔在星国是无（养）父也无（养）母的外国籍非婚生小孩，岂一个惨字了得。

换句话说，诺埃尔在星国是无（养）父也无（养）母的外国籍非婚生小孩。（示意图） 图／ingimage

要改善这个状况，则必须透过收养，让诺埃尔在法律上有「父亲」（养父）。按照星国法令，收养至少能让诺埃尔在新加坡不会再没有法律上的亲人。

詹姆斯为了让自己从单纯生物学上的生父，变成真的拥有监护权的抚养者，让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于是依照律师的建议，提出了收养请求。可惜这项请求又被地方法院拒了，诺埃尔与詹姆斯这对父子，依然无法得到法律上应有的福利与各种协助。

负责审理的法官指出，詹姆斯身为一名医师，应该要知道新加坡没有所谓的代理孕母制度，体外受孕的技术也只限于已婚夫妇。詹姆斯绕过体制、远赴美国寻求代理孕母，却回头来希望新加坡法庭基于「孩子的最高福祉」原则、核准收养诺埃尔的申请，等于在走新加坡的法律后门，法院不可能首开先例。

对此，詹姆斯的委任律师声明，此案应看见詹姆斯与其同志伴侣在新加坡面临的法律困境；「粉红点」也表示，这样的裁决是根基于对家庭组成的迂腐想像，并斥责法院否认詹姆斯的父亲地位，是一件「残酷的事」。

负责审理的法官指出，詹姆斯绕过体制、远赴美国寻求代理孕母，却反过头来希望新加坡法庭基于「孩子的最高福祉」原则、核准收养诺埃尔的申请，等于在走新加坡的法律后门，法院不可能首开先例。 图／美联社

尽管如此，主审法官肖芭·奈尔（Shobha Nair）则持不同意见：

肖芭．奈尔认为，驳回此案与申请者是否为同性伴侣无关，而是新加坡对于代理孕母现象的持疑。法官也指出，「孩子的福祉并非本案的症结所在，因为诺埃尔仍旧有房子可住、有温饱，有良好的支持系统，且公民身分的取得是移民局的事务，跟收养本身无关。......申请人自己最清楚，不管有没有收养成功，这个孩子依然会得到他的照顾。」况且诺埃尔并非无国籍儿童，他是个美国公民。

在报导中，法庭再次重申，「本庭无意规范一个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什么是可被接受的行为样态，本庭的义务是解释法律而非制定法律，此法反映了大部分新加坡国民的道德准则与希望，此案并不涉及讨论同性爱人做为孩子家长的妥当性与效果。」

「此法反映了大部分新加坡国民的道德准则与希望，此案并不涉及讨论同性爱人做为孩子家长的妥当性与效果。」（示意图，与当事人无关） 图／法新社

▌亚洲价值 v.s. 代理孕母

新闻见报后，星国舆论意外并没有一面倒地偏袒法院，反而媒体刊载投书，质疑这样的判决既无助于家庭价值的维护，更背离新加坡希望提升低迷生育率的务实需求。

然而，务实归务实，视西方价值为「洪水猛兽」的新加坡，总有一道「亚洲价值」的「沙包」，来防堵西方价值的侵袭。在《孩童地位法（科技辅助生育）》中，星国法律重申，将孩子分娩而出的女性才是法律上认定的生母，而生母的实质伴侣或丈夫则是生父；法院甚至可以做出命令，指定生母的实质伴侣为生父。这些定义在在强调星国不给予代理孕母制度任何一点可以操作的模糊空间：如果真有人私下借腹生子，那么委托人无论男女都不可能成为孩子在法律上的父母。

面对法律防堵代理孕母的铜墙铁壁，就连詹姆斯的委托律师也在裁判出来后表示，此案结果与他的委托人是否为同志无关，而是牵涉星国对于商业代理孕母的反弹。

新加坡从不鼓励单亲／未婚生子，政策上也不断鼓励人民走进婚姻。虽然不少人将新加坡想像为高度「西化」的开放社会，但新加坡对于「家庭」或是女性在社会上的角色期待，仍然非常「亚洲」。就连支持代理孕母制度的学者也会在学术讨论中「提醒」，代孕合法化后可能会让本国妇女有借口拖延生育年龄（也因此不开放健康女性冻卵）。

另外，新加坡复杂的宗教关系也是拒代孕于门外的一道高墙。据2010的人口统计，星国无宗教信仰者约占人口的17%，而对于代孕议题持反对态度的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人口，占了33%。这让本就不喜冒险冒犯特定宗教社群的星国政府，更加无意加快相关议程的推动。

新加坡从不鼓励单亲／未婚生子，政策上也不断鼓励人民走进婚姻。虽然不少人将新加坡想像为高度「西化」的开放社会，但新加坡对于「家庭」或是女性在社会上的角色期待，仍然非常「亚洲」。 图／美联社

▌代孕的潜在需求不分异同？

根据星国政府的说法，詹姆斯的收养声请案是新加坡「第一例」单身者声请收养自己透过代孕生下的孩子。然而这并不意味其他星国人民都「安分守己」、遵照法律行事，例如对于孩子的渴望仍然能透过种种方式规避国家法律实现。

美国加州的一间代孕机构告诉《海峡时报》，过去两年来，来自新加坡的客户咨询呈倍数成长，过去一年有一百多封电子邮件或电话来自新加坡。单这间机构，真正进行代孕服务的新加坡客户一年内就有18位，其中一半是异性恋伴侣，三成是同志伴侣、两成是单身男子。

这间机构指出，随着不孕症在新加坡的污名减退，愈来愈多新加坡的不孕女性愿意来美国寻求协助。而代孕机构能够透过加州法庭出具出生证明，证明书上的生母不会是代理孕母，而是委托人，如此一来，委托人返星后就能自然成为孩子在法律上的双亲。

机构负责人指出，虽然整个医疗与法律过程需花费13至15万美金，另须支付3至5万美金聘请专门的社工与专员，但在2017年就有15个透过代孕所生下的小孩，用这种「变造」的方式顺利「偷渡」回新加坡。不过，过去也曾有数例异性恋伴侣，因被识破小孩是透过代孕所生，因而声请收养失败。

随着不孕症在新加坡的污名减退，愈来愈多新加坡的不孕女性愿意来美国寻求代孕协助。 图／欧新社

尽管男同志伴侣因为不可能弄出一张写有两人名字、又不被识破有找代孕的出生证明，而在走避国内法律寻求代孕的过程中处于劣势，但针对詹姆斯收养案，新加坡家事法专业律师Rajan Chettiar指出，整起案件确实与性倾向无关，而是因为代理孕母是一种交易，里头牵涉金钱，并表示：

真的不是这个（新加坡）社会愿意支持的社会关系。

新加坡重视家庭价值的集体主义社会，看似给同志运动开了一条岔路，得以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为了国家的方式，来诉求同志家长的法律地位。然而事实上，这个国家却无法不去面对自己对「理想家庭」的想像——不涉及商业化的自然怀孕。在服膺集体价值的过程中，难免消灭了拥有对家庭不同想像的人们，他们追寻的个人权利。同时，这个国家，最终仍旧不得不回头面对：同志终究不会成为集体主义中被看见的主体，而通过审查的《满月酒》也只是动人亲情的配衬，看得到，却喝不到。

「同志终究不会成为集体主义中被看见的主体，而通过审查的《满月酒》也只是动人亲情的配衬，看得到，却喝不到...」 图／欧新社

▌备注

星国政府为了留住白领外籍人士不只「默许」同志酒吧在他们的聚集区营业，在过去禁止同性公开接吻的时期，如果遇到一对同志跨国情侣亲吻，警方往往选择性地拘捕本地人（或亚洲人）、放走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