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这边就只是要服务的

阮文雄（中）致力于协助在台外籍劳工及越籍配偶。（本报资料照片）

越边：难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年的十、十一月左右，我先回去澳洲，接受晋铎。一九九二年我又再度回到台湾，这次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我不知道自己会开始做帮助移工的工作。回来之后，我住在明志路上本笃会的修院，也到辅仁大学复习中文。毕业后首先是去圣母圣心会创办的「平安居」（House of Peace）帮助游民，然后，我就被罗修女介绍到关渡做青少年工作，再到一间孤儿院工作了六个月，后来又到警察管理的中和游民收容所服务。

我可能是在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五年间，到那间收容所工作，电视台还曾经来拍过纪录片。可能是天主的安排吧，在平安居工作的某一天，因为我不喜欢他们有选择地对待游民，我就跟修女讲，「我想要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她就带我去中和游民收容所。我一进去就想：那真不像一个人住的地方！那里以前像是一座动物园，但里面没有动物，只有人：男女关在一起，没有分房睡，精神上、身体上都被关在那里。我一进去时，天啊！根本受不了这个味道，就跑到外面去深呼吸；但是同时我也说，「这个地方我要了。」从此之后每天到那边去。

中和游民收容所只有两层楼，外面有一层很漂亮的油漆过的外墙。要进入收容所，不是从正面进去，而是得要从小路旁边走折叠门才行。一进来时有两道铁门，还有一个场地。警察是在二楼工作，下面是仓库，也给无家可归的人住。在这道铁门的外面有警察负责看门，还有间厨房煮饭给游民吃。

为了到收容所去，我每天都要很早出门，搭车从新竹到台北，虽然很远，但是我还满喜欢的。在那里工作其实并不容易。首先，我学的是国语，里面的人都是讲台语或客家话，去的时候就是坐在那边，跟他们笑一笑。那时候还没有健保，我找到一间诊所学针灸，也到那边去帮他们针灸。只要看到中风的人瘫在床上，手擡不起来、走路不方便，我就会帮助他们，他们也会买针给我，警察也会看到。但他们默许我这么做。等到有了全民健保以后，我才没有继续。

我也会帮他们剪手指甲、洗手洗脚跟帮忙换衣服。台湾的冬天很冷很湿，他们赤脚走来走去，我会去找衣服跟鞋子给他们穿。其实收容所自己是有收衣服的，但是也不给他们穿耶！我就去仓库跟警察说，我要把衣服拿给谁谁谁。因为我跟他们那边的主管认识，也有好的警察在里面，他们才同意。另外，我也帮他们清理床铺，换棉被跟垫子，都做得很快乐。

我跟另一位收容所的服务人员张小姐有时会聊天，她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有天她问，「神父，你有读书吗？」我说有。她接着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我说，「因为我喜欢这里」。她又问，「我曾经去和平医院当志工，医生要我领洗，但我拒绝了。来这里和神父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也没有跟我说主或要我领洗，为什么？」我问她，那些医生为什么叫妳领洗？她说，「他们是信基督教的。」我就说，我这边是不一样的。我也反问她，「妳为什么来这边服务啊？」她说，「我要减少我的轮回。」我就说，「我不是，我是来服务主耶稣，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主耶稣。」她想了想，又接着问，「为什么你不跟我说，要我信天主教？」我回答她，「你给我一个理由，告诉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邀请。妳在这边的工作做的比我多，妳还带妳全家来这边服务。我该怎么说呢？我来这边就只是要服务的。」于是她便哭了起来。

张小姐的问题，让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我可以服务这么久？我想只有信仰的力量，才能让我很愉快地跟他们接触。那时虽然当了神父，但我看到朋友有家庭、有孩子，回家有饭吃；我一个人住、自己回家自己煮，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我问，到底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有段时间，忘了因为什么事情，我有一个礼拜没有去中和收容所。回去的第一天，一进大门就听到很大的、高兴的拍手声，被关在收容所里的人，把手伸到外面跟我打招呼。我看到就停了下来，一种很特别的感觉笼罩在我的身上，突然有一种启示：生活的意义就在这里，没有他们，我好像缺少什么；没有我，他们也缺少什么。从那时起，关于生活意义的困惑就不再出现了。

我把那个地方改变了很多：我帮忙铺地、买新的床铺，带收容人到外面公园去。这都是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我个人的能力有限，这股力量可能就是从天主来的。我也曾经去找地方的教会来帮忙，但那间教堂的神父派人来的时候却问我，圣父、圣母像在哪里？十字架在哪里？我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心说，「就在这里啊。」他好像很疑惑的样子，最后还是没有来。

在游民收容所，我跟警察没有什么冲突，虽然是有些不同的意见，但就是沟通，我也看到什么就直说，慢慢地那个地方的制度就改变了。那里曾经有个当过大哥的人，他可以自由进出，与那些游民间还是有生意往来，跟这位大哥做买卖却会被当凯子。我看到就说这样不行，等于是挑战那边的规矩。大哥很生气，就用暴力来对待我。他抓起我的衣服，把我擡起来压在墙上问，「你要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要，把我放下！」然后喊警察来帮忙。记得那边的警察后来还被调查是否贪污，在我快离开的时候，台北市社会局派社工进到那里接手工作，我们一起合作，警察就放手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社工说，「够了，我现在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了。」（三之二；摘自《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