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历史学中的求证派与解释派

一个历史学者，同时应该是一个思想者，不应该仅仅从狭义上来理解历史学者这一概念。在一般人看来，历史学者就是考证史料真伪，还原历史真相，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把握历史的大势，发现大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中寻求对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有意义的东西。

我关注的是，历史上的人们面对困境与挑战时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如何影响或支配了他们的历史行动。前人的历史选择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做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科班的历史学者。不过，我离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还是有距离，但这应该是我的目标。

在我看来，历史学者就其功能而言，可以分为“求证派”与“解释派”两种类型，前者揭示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的真相，他追求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例如，元英宗是元朝的一个年轻皇帝，即位不久就被刺杀，原因是什么?你通过史料证据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并讲清了前因后果，就满足了人们求真的需求。我当年在研究生阶段写的《元英宗与南坡之变》就是通过元代史料，求证这个皇帝被弑事件的前因后果。

解释派则不同，它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因果解释。例如，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在20世纪初，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盘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并且，为什么这种思潮还席卷了主流知识分子?“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这种反传统主义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支配这种反传统思潮的心理基础是什么?这种解释如果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那么它就会成为人类用来理解当下现实的经验资源。

作为解释派的历史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历史何以从A点到B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从A到B的路径转变，这种历史转变如何影响人类或一个民族后来的命运。

历史事件、历史变迁的大背景、大矛盾、大冲突、大结局、大影响、大意义就是解释型历史学家研究的中心问题，我特别强调六个“大”字，是因为解释派的历史学家，最忌的是钻牛角尖，他的重点是探究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宏观性、贯通性，他要考察的是历史的变化轨迹，这种变化带来了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与启示，他追求的是历史中的“为什么”的问题。他们的使命就是对历史变迁做通透的、贯通性的理解。

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说“《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这一论断最适合于指历史的解释学派。历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达”字，就是对历史有一种由此及彼的通透的解释。

当然，解释学派首先要对历史的大势有洞察力，其次要对大势之所以如此给出一种合乎学理的解释。我经过多年来对近代史的研究，用前后相继的十个阶段来概括中国近代史，从而对从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请求通商事件到五四思想运动的中国近代历史，做出如下贯通性的解释:

第一，鸦片战争以后，保守的文化造成中国人应对西方挑战的屈辱与挫折;

第二，屈辱与挫折，激发了士大夫官绅中的非理性的、盲目的排外主义的崛起(从火烧圆明园到天津教案);

第三，盲目排外造成改革动力不足，导致中外五次战争的失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

第四，五次战争失败导致清王朝统治合法性危机出现，中国不得不进行迟误的变革(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第五，权威危机下的清末新政这一迟误的变革，导致排满民族主义思潮的广泛兴起;

第六，排满主义的抗争者缺乏组织力量，导致意义重大却不成熟的革命(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

第七，不成熟的革命导致“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权威贫乏症(民国初期的弱政府);

第八，权威危机导致强人的崛起(袁世凯的强人政治);

第九，强人政治受旧传统影响而失败，导致中国政治的碎片化(北洋时代);

第十，中国的碎片化，产生的文化地狱感，就是五四中国激进反传统的思想革命的起源。

这是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十个逻辑阶段的大判断。简单地说，就是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我想，我可以把自己归类为寻求历史的新诠释的解释派学者。

在我看来，解释学派特别重视思想性，只有思想型的学者，而不是技术专家型的学者，才能实现对宏观历史的解释。解释派的历史学要有更宏观的视角，以人类命运与民族生存之道为思考对象。有思想者情怀的学者，才能做出有现实关怀的大学问来，所谓的大学问，就是于学术中体现出意义感来。

解释学派的历史学者，还必须特别关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思想研究方法的运用，因为只有运用了不同学科和边缘交叉学科的方法与理论，才能完成复杂丰富的历史现象的解释工作。包括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人文地理学、国际关系理论、观念史，等等，都是我曾经在不同时期关注过的学科，在我看来，它们都应该是解释学派的十八般武艺，它们都会在对不同事件的解释中发挥作用。也许我天生对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兴趣广泛，恰恰帮助了我去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

独立思考，超越功利动机地研究与写作，然后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需要的思想资源。力求从中国历史中汲取中国人的集体经验，提供理解当下中国与未来中国的思想资源。这样，一个学者对知识的好奇心与陶醉感就会上升为一种思想之力，这也是做学问者人生的最大意义与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