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舍得》：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两难

大禹

最近的热播剧《小舍得》，是原著作者鲁引弓继《小别离》《小欢喜》之后的“小系列”第三部。其中聚焦的“小升初”“幼升小”话题几乎一时间引发了全国观众对中国现行教育状况的大讨论。各大社交媒体上围绕此剧的争论不绝，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贩卖焦虑”。整个“小系列”将教育——这个最容易引发民生共振的话题贯穿始终，从留学话题到高考家庭的阵痛，再到如今《小舍得》里的“小升初”之难、校外补习之热，尝试全方位、多维度剖析当代中国家庭置身的教育困局。相较前两部，此次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小舍得》评分显得有些落败。

悉数更多的负面评价和讨论，对该剧更多的争议主要来自于“粉饰现实问题”“负能量过重”“人物塑造样板化”等，从这些声音中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观众对现实主义作品更多的期待：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给出解决方案。但这似乎已经超出了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本应承担的功能负载，而这也正是当前现实主义作品面临的共同困局。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电视剧的商品属性远远高于文学、电影等其他文艺样态，任何一个创作者在面对任何一个题材时，都无法像创作纪实文学那样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和复刻现实。轻全貌、凸局部是逃不出的创作必然，所以《小舍得》中选取的夏家、米家、颜家为代表的三个中国家庭只能窥见一隅，无法概全，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其“粉饰现实”的明证。相反，在剧中不少段落，创作者似乎是为了引起警醒进行了戏剧性的夸张，甚至可以说是矫枉过正。

剧中的颜子悠，从小就心甘情愿地接受“虎妈”田雨岚的超前教育，早早地从起跑线就开始远超同龄人，进行各种校外培训班的金牌辅导，奖状证书可谓等身，小小年纪就为父母在家长圈赚足了面子。即便如此，剧中的田雨岚仍旧狭隘的切断了儿子每周踢半小时足球、功课之余开展生物研究的科学兴趣，作为企业高管竟不明是非，在儿子成绩下降时，多处寻找所谓“补课大神”，寻机问道，最终颜子悠因为精神压力过大出现幻觉被送进医院的心理科，这才作罢。这当中有很多人物行动和角色的设定极不匹配，过度夸张和渲染成年人在面对子女教育问题时的反应，严重脱离叙事逻辑。

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南俪，从高举素质教育、主张让孩子拥有多彩童年的佛系妈妈，在孩子某次成绩下降后态度突转，成为填鸭式教育的最忠实的拥趸，直到剧终时又因为疫情的到来而再次洞悉人生真谛：只要让孩子身心快乐地成长就好，全面发展不必苛求成绩高低。南俪连续两次过山车式的“颠覆式转型”都使得人物严重失真，成为了剧中的最大败笔。

《小舍得》延续了“小系列”的烟火气，很多戏剧冲突和主要场景都是围绕饭桌展开的，而这也是中国电视剧最具代表性的底色之一——家庭聚餐是最适合表现家庭纷争的时刻，餐桌上的美食赏心悦目，桌下暗流涌动，随时擦枪走火。剧中多处推动戏剧高潮的段落都由外公南建龙家里的家宴所承担，不得不说这是全剧最大的一个亮点，每一场团聚背后，都揭下了一块遮羞布。

大概是为了实现电视剧里必不可少的“热闹”，剧中多次上演了以蔡菊英为代表的“市井厮杀”，在外孙的培训班当众抱老师大腿、在继女南俪的公司当众散播不实言论让人难堪、跟踪丈夫南建龙和其前妻撕打。而对蔡菊英作为市井泼辣妇女的属性越加强化，就越让人对南建龙的选择感到费解：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为何选择在女儿即将高考时离婚，转身迎娶蔡菊英——这位自己住院时才认识的护工。尽管剧中揭示了答案：南建龙在生命垂危时意识到自己内心对伴侣的需要，是一个对自己知冷知热，柴米油盐的家庭妇女，而不是只会风花雪月、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知识女性。但这个解答又在南建龙多次对蔡菊英的轻蔑和不以为然中让人怀疑。

关于外公晚年情感簸荡的部分在全剧占据了小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整体上严重拖沓了主要人物的行动，也大大稀释了主要情节的价值。

《小舍得》像一把利剑刺痛了无数中国家庭在孩子教育成长路上的伤口，这本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又如多少现实主义题材作品那样在创作的深度上止步不前，一方面妥协于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隔靴搔痒，永远是无效但又安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