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秉儒》「客家人」的由来

杨秉儒》「客家人」的由来。（爱传媒提供）

【爱传媒杨秉儒专栏】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聚居在广东梅州、河源、惠阳等县，以及江西的赣州地区18个县市区、福建西部，四川、广西、湖南、台湾、海南、香港部分地区，分布约120余县。

先世居黄河流域；西晋末年（4世纪初）、唐代后期（9世纪末）因战乱大批南下。1270年代南宋灭亡后又迁至赣、闽、粤等地。自称「客家」或「来人」，以区别于本地人。客家话是汉语方言之一，保留较多古汉语音韵。山歌别具风格。

客家人在聚居地区保持自己习俗传统，妇女均天足，参加劳动生产，不受封建陋习约束，勇于进取。近代客家族群经「太平天国」之乱失败后，不少客家人被迫分散在更广阔的地区，有的转徙侨居南洋一带。

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说」和「客家混血说」。「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混血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历朝历代南迁汉人与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人长久通婚混化之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汉族。

从两宋开始，中原汉族大举南迁，经赣南、闽西到达梅州，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后，客家人又以梅州为基地，大量外迁到中国各境乃至世界各地。「客家四州」为赣州、惠州、梅州、汀州。

客家人的根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水。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狭义的「河洛」就是河南洛阳。

「根在河洛」并不是指所有客家族群都出自河洛，其范围应包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流域以东、淮河以西的中原旧地，其核心在河洛。

而客家人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大变动、民族大融合是分不开的。客家人的迁移包括客家先民的南迁和客家人的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就迁徙行为而言，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与迁移过程的历史相对应，迁移原因在各时期各不相同。

中国北方开发的早，东南沿海一带相对开发较迟而又幅员辽阔，人口稀少而战乱又少的南方有着让南迁汉人定居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

如广东梅州在南宋时，「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加上唐宋时期在南方百越地区推行「毋赋税」政策。这些对在北方往南迁徙的汉人看来，可谓「世外桃源」而纷纷定居于江南、岭南地区。

客家先民从河洛、中原迁至江南、岭南地区，就交通条件，虽极为困难，但也不是无路可走。从秦代起，就设有驿道；从隋代起，就有运河水道，特别是东南道路和岭南道路; 从宋代起，就有「塘铺」等。

东南道路以大运河为主干，把关中、淮南、东南连接起来，并延伸至今赣、闽等地。入岭南道路有四：一由荆襄道路南下湖南，经湘水、灵渠、桂江、西江进入珠江三角洲；一由湖南越大庚岭沿浈江、北江南下；一由长江、赣江越大庚岭沿浈江、北江南下；一由福州沿海岸西南行至粤东。

道路的畅通为历代客家先民南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而清朝的拓垦政策，如康熙23年的「迁海复界」，康熙51年的「湖广填四川」等，也为客家人的再迁徙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至于北方汉人南迁历史记载很多，但客家先民由中原大批南迁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始于秦，也有人认为始于汉或三国、或西晋、或唐、或五代，或南宋等，因而形成客家大迁移有「二次说」、「三次说」、「五次说」、「六次说」、「九次说」等，也有人不分批次只说迁移，莫衷一是。

一般认为客家大规模爆发式的迁移有5次，第一次大迁徙是受两晋「八王之乱」以及后来「五胡乱华」等的影响，北方汉民大量南迁。

其迁移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近者由今日河南灵宝等地，沿颍、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进入襄阳，沿着汉水迁移到今天安徽、江苏一代，也有一部分南迁到了江西、湖南等地。

第二次大迁徙则是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国力由盛而衰。唐僖宗干符六年（879年），黄巢在江南连续攻占州县，并且刀锋直指长安。唐王朝统治如风中残烛，岌岌可危了。

当时大唐帝国最后的支柱和屏障，是坐镇江南的润州刺史、镇海州节度使高骈。高骈久居扬州，手中掌握着精锐兵马7万多人，而且雄踞江南数省富饶之地。但高骈对唐僖宗的命令毫不放在心上，不发一兵一卒堵截黄巢起义军，致使黄巢大军二十多万人，渡过长江淮河，进逼长安。唐僖宗大怒，罢去了高骈的官职。高骈索性起兵造反，割据江淮。

其后，为争夺江淮之地，唐王朝派出了秦彦降服高骈，地方割据势力代表杨行密、朱温、孙儒等辈纷起，孙儒杀死秦彦割据江淮。此后，便进入了各地方势力反复争夺江淮之地的大混战，史称唐末江淮大战。

唐末江淮大战历时6年，导致了唐王朝最后的支柱和经济来源地丧失，朱温在混战中迅速崛起，最终灭掉了唐朝。江淮大混战的最直接后果，是导致了自西晋以来迁移的大量汉人纷纷逃离，进入相对安宁的江西避难。

江西在唐朝时期处于节度使危全讽的控制下，《谭全播传》曾记载：「危全讽在任七年，人物殷盛。」

当时的两广和福建等地还是蛮荒之地，江西相对开发较早，加之社会环境稳定，距离江淮又近，于是江西成为了迁移者最好的选择之所；所以现今有大量的客家族群的祖谱显示祖上由江西迁来就是这个原因，当时南迁者远者多由今河南光山、固始，安徽寿县、阜阳等地渡江入赣（江西），更徙至闽南（福建）；近者则从赣北或赣中迁至赣南或闽西，或粤北、粤东边界。也有不少族谱记载，祖辈从南京迁来，也没有错误。

因为当时的南京自陈后主亡国之后，便成为了各势力争夺的对象，又处于江淮势力一带，因此南京的住民也有大量迁移到江西的。其迁移模式和路线总的来看是从北到南、自东到西，从平原到丘陵、山区，沿着河流到核心地区，由国内走向国外，散居世界各地。

第三次大迁徙则是在两宋时期。受金人南下，蒙古人入主中原及元末农民起义的影响，宋末客家人参加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失败后，为躲避元朝的追捕诛杀，形成空前的大迁徙，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使客家人具有典型山区居民的特征。

元末明初的战乱，又触动了客家人的迁移。迁出地多为福建，迁入地则集中在嘉应各地（即为广东梅州）。主要原因是嘉应各地（广东梅州）位于岭南东部北上的最佳通道上，有较多的低洼丘陵地区可供开垦，加上在抗元过程中，应嘉地区一度变为废墟，即响应「文陆号召从军勤王，崖山之覆，州人士死者十尽八九，井邑皆空」。故客家人从他邑迁来重新组合。

由于大量客家人在元末明初迁入现今广东梅州一带，从而使梅州成为客家族群的重要腹地，成为客家的聚居中心，拥有「客都」的地位。总之，这一时期的迁徙是在第二期基础上由赣南、闽西迁至粤东、粤北地区。

第四次大迁徙则是在明末清初。这次迁徙原因，一方面是族群内部人口的膨胀，另一方面是满州贵族入主中原的影响。由于山多田少，人口与耕地矛盾的越来越激烈，不断有人往外迁徙，例如明朝嘉靖年间从程乡、长乐迁海丰、归善等沿海地区，从汀州迁至福州等地。

清初康熙年间从嘉应、韶州各属迁至以广州为核心的增城、花县、新安、东莞、鹤山等地。「复界」时迁至今天的宝安、深圳、香港、中山、台山等地，「湖广填四川」时迁往四川、广西、云南等地。

明末清初客家人举兵勤王失败后，为避株连，多隐姓埋名，或逃亡各地，很多人随郑成功迁到台湾。

这一期的迁徙路线是：主要由第二、三期旧居，分迁至广东中部及沿海地区，及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和台湾等地，还有小部分从闽西、粤北、粤东回迁至江西赣南及赣中赣北西部罗霄山脉两侧，而使江西的客家有新客和老客之分。

至于第五次大迁徙则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主要是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引起的客家人的再次大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