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教授陈志武：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和家庭更多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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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香港大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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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要点速读：
1、今天的世界，一旦商业市场、金融市场还有政府的福利支持越来越丰富，婚姻和家庭就越是从经济需要中解放出来，从此使得婚姻和家庭，甚至宗族关系，更多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以利益为基础。
2、中国四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商业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突飞猛进，给人们提供了众多避险工具，靠市场就能实现安身立命，把原来通过婚姻家庭、通过养儿防老，还有族人间的互动网络，所实现的经济功能，现在改为由金融产品和商业产品取而代之。这一方面把婚姻家庭从原来的避险目的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让很多人觉得婚姻、生育不再是必需的。
3、实际上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爱情找到落脚点，而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养儿防老的问题，还具有“你耕田来我织布”“寒窑虽破能避风雨”这些劳动分工、风险互助的功能；不只是中国如此，在印度、欧洲、非洲、美洲大陆，到处都是这样。
正文：
我的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重点关注两个话题：一是人类是否真的越来越文明；二是，如果越来越文明了，背后的驱动力又是什么。针对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是从命案率、战争死亡率、战争频率等量化指标，还是从观念上，都证明文明的确在战胜野蛮，在近几百年里这些成就尤其突出。可是，驱动人类在文明化道路上迈进的，又是什么呢？对此，现有的回答还十分不足。
过去四十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物质财富增长很多，人均收入翻了许多倍。这些经历让我们很容易认为，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也就是，是生产率或生产力的提升，造成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无序暴力走向规则秩序。这种生产力史观——或说文明史观——是我们以往从教科书和类似戴梦德《枪炮，病菌和钢铁》这样的畅销书中所了解到的。
可是，这种史观存在严重片面性。其中一个显然的悖论在于，1780年工业革命之前的三千多年里，各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亦即人均年收入，基本没变；也就是说，按照生产力标准，人类各社会在那三千年里不管做了什么，都是无用功，因为都没能提升人均产出。也因为这一原因，劳动生产率的不变就无法解释人类过去几千年、几百年的文明化进程，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因素显然无法解释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文明结果。
在《文明的逻辑》中，我提出，除生产力这个指标外，还需引进“风险应对力”，这一指标反映的是人们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不管是今天，还是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以前，人的基本诉求非常相似：一是要活下去，二是最好能活得非常顺利。人类既有常态生活，也有非常态生活；人类如果自古只有常态生活，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恰恰是那些天灾人祸，会把我们的生活打入“非常态”，逼迫我们发疯、无礼，甚至行暴、抢劫、打砸。而那些天灾人祸就是我们讲的风险，往往是风险逼迫人类野蛮行暴。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以前，促成人类文明化进步的不一定是生产能力的提升，而是改善风险应对力的那些创举；是规避风险事件给生存带来的挑战的需要，逼出了文明进步。
《论语》里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物质产出多少，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安全感。有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么多汽车和房子，物质财富当然挺好的；但，如果有那么多房子、那么多高楼大厦，而同时生活动不动就受到天灾人祸的冲击，日无宁日，甚至还要饿肚子，那么，那些物质财富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解决风险挑战，让生活过得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书里从风险应对的角度，对许多人类创举做系统解读，这些创举未必对生产力有影响，但却提升了人类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所以，也是积极的、对文明化进程有贡献的创举。
第一个最重要的人类创举就是各种迷信的发明。大家可能跟我一样，以前也是觉得迷信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怎么可能对人类文明化发展有实质性贡献呢？我在第二章非常详细地谈到，迷信的发明实际上是人类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而且迷信使社会建立规则和秩序，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进行跨期合作互助，提升彼此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如果没有迷信，人类就难以建立规则和秩序，至少规则和秩序的成本会出奇地高，也没办法启动人类文明化的进程。
这样说，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我在湖南出生长大，湖南人讲迷信，但，我到香港后发现，香港人、广东人以及沿海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比湖南人更加迷信。
为什么沿海地区比内陆湖南更加迷信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沿海渔民，过去要经常去深海打鱼，面临很大的生命风险。渔民们怎么办呢？要么就干脆放弃打鱼，要么就发明迷信，比如编造一些天后、妈祖神这样的虚构故事，每次出海前，先举行一些仪式祭祀妈祖，给每个人壮胆，让自己感觉得到天后的保佑了，所以，下海不会有问题了，提升心理上应对海上风险的能力。
再就是迷信对规则与秩序的建立很关键。小时候大人会给我们讲，你要守规矩、讲道理、遵守文明行为，否则，哪天下雨时,雷公神要打你的。对我们老家的小朋友来说，其他的说教都不管用，一说到雷公要打你，绝对管用。我的意思是，正因为雷公神有这么大的威慑力、整天盯着我们，所以，小孩子们才有行为规范，讲规矩。
通过雷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如果没有那些鬼神，没有迷信这些虚构故事，真正要消除野蛮、走向文明，是非常难的。
第二大类创举就是婚姻、家庭以及家族宗族的发展。第四章花了蛮多篇幅讲人类婚姻的起源和演变，其中重点谈到，实际上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爱情找到落脚点，而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养儿防老的问题，还具有“你耕田来我织布”“寒窑虽破能避风雨”这些劳动分工、风险互助的功能；不只是中国如此，在印度、欧洲、非洲、美洲大陆，到处都是这样。当然，仅靠男女结婚成立小家庭，还不够，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家族宗族组织。从周公到孔孟，到汉朝，特别是宋代的儒者，都把建立强大且凝聚力高的宗族网络成为重要愿景，以此给中国人提供一个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共享、风险分摊的“内部金融市场”，以提防经济风险生活风险，也为了应对战争风险和其它天灾人祸风险。
陈志武精辟总结婚姻：千百年来婚姻都是谈利益，不是谈感情（来源：本站研究局）
现在出现一些新名词：恐婚、厌婚，就是不想结婚的意思。有一些年轻人即使结了婚后也不一定想生小孩，叫恐育。怎么理解这些现象呢？物价高、房价高、养育成本太贵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我也要强调，今天不只中国社会年轻人不想结婚或恐育，这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美国在1960年，100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里，只有24个是单身生活。到了2008年，100个成年人里有48个人单身生活；到今天，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是单身生活的。这说明，美国社会在过去60多年里，结婚生活的人越来越少。在西欧、北欧，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许多拉美和亚洲国家也是这样。为什么全球有这样的趋势呢？
中国四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商业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突飞猛进，给人们提供了众多避险工具，靠市场就能实现安身立命，把原来通过婚姻家庭、通过养儿防老，还有族人间的互动网络，所实现的经济功能，现在改为由金融产品和商业产品取而代之。这一方面把婚姻家庭从原来的避险目的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让很多人觉得婚姻、生育不再是必需的。
以前没有金融和发达的商业市场，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解决生老病死风险、给生活以安全感，不得不去跟一个男的或者女的结婚，有没有感情基础、喜不喜欢都无所谓，包办婚姻也行。为了利益，他们不得不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一旦商业市场、金融市场还有政府的福利支持越来越丰富，婚姻和家庭就越是从经济需要中解放出来，从此使得婚姻和家庭，甚至宗族关系，更多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以利益为基础。
女性学历越高越不想结婚？背后的道理蛮简单（来源：本站研究局）
女性学历越高越不想结婚？背后的道理蛮简单（来源：本站研究局）
从这个意义上，很多父母可以放开心态，去看待子女恐婚恐育的事情。我自己也有两个女儿，我也希望她们都能成家、生小孩，过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生活。但如果实在她们不想结婚，或者是结了婚不想生小孩，最终也会接受的。
耶鲁教授陈志武：我不会催我女儿结婚 做父母都该看这个视频（来源：本站研究局）
作为父母，我们都希望子女能过得幸福的一生。但幸福不幸福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父母的生活方式是父母的，未必是子女喜欢的生活方式。既然如此，只要子女自己觉得幸福，具体她们的生活怎么安排，那是他们的事，做父母的就需要看开一点。
今天不只是在美国、欧洲，包括在中国社会，婚姻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中国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婚姻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纯粹民间的事情。有政府盖公章的结婚证，在中国最早出现是在三十年代末期，那时候南京政府搞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委员会，所以，结婚证上先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公章。在那之前，中国社会的婚约完全是民间自己签的，跟政府没关系。之后，就是政府对个人婚姻的不断介入，不断强化管控。
这个情况不只是在中国。之前，美国人的结婚跟政府也没任何关系。但后来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福利越来越多，有了政府福利，结婚证是不是政府认可的就变得很重要了。比如，如果是政府承认的婚姻，就可以决定你和一个美国公民结了婚，是不是可以申请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合法的公民，是不是能享受退休福利等等。
耶鲁教授陈志武：婚姻其实是种社会福利（来源：本站研究局）
前些年美国政府做了一个统计，发现美国人因为结婚证这一张证书就带来一千多种婚姻权利。政府介入婚姻以后，这对传统人类婚姻是一大革命，是个大修正。
从这个角度看，可能只要这些跟婚姻有关的权利和利益继续存在，特别是那些政府提供的福利还存在，人类婚姻制度就会继续存在，只不过某些性质和内涵会发生变化。中国这方面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原来你是不是可以买房子，跟你有没有结婚或结了多少次婚是没有关系的。但现在你能买房多少套，也跟你十分结婚捆在一起，婚姻权利中又多加了一项内容。
书中还从避险的角度谈到国家的起源与作用、宗教的起源和作用，以及商业市场、金融市场的避险价值。比如，如果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形成的原因的话，那么，“治水”也是解决一种风险，就是水灾风险；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国家因战争风险而发明，那也说明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风险挑战。而跨地区的商业市场、针对各种风险的保险产品以及其它金融产品，这些发明和发展都强化了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正是这些方方面面的人类创举，即使它们没有帮助抬高物质生产力，也给人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它们降低了天灾人祸对人们生活的冲击，使人类的日子过得更加安全。生产力度量的是人类驯化自然世界的能力，而风险应对力度量的是人类建构人的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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