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产后抑郁到底是不是种病？！

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的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许多以往不受重视的病变成为热议话题。产后抑郁便是其中一例。

作为一种精神类疾病，产后抑郁在西方世界同样经历了曲折过程，才逐步获得相对完整的认知。

20世纪初 产后抑郁概念并没有被所有人接受

如同今天的网络讨论那样，在产后抑郁刚刚被突出的20世纪初，大部分人对之抱以“不被理解”、“不愿包容”态度，甚至会因为误解而选择泼脏水。

即使在相对进步的西方世界，当时的环境仍旧强调重男轻女。所以女性普遍缺乏选举权，即便有幸获得务工机会，拿到的工资也会大打折扣。由此导致的妇女运动此起彼伏，却很少有女同胞把产后抑郁真当回事。

妇女合作会旗帜

此时，英国妇女合作会长期关注女性劳工疾苦，并注意到妇女在产后所经历的各种精神痛苦。但文献表明，相关的表述不涉及任何具有医学背景的词汇，反而更像是对“精神错乱”的和谐表达。不过，这种人文关怀至少辐射到这一领域。

与之相对，专业的精神病学者反而更倾向于泼脏水。在他们的倡导下，产后抑郁被视为一种有遗传性的精神错乱。在那个优生优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这就意味着女患者的基因理应被优胜劣汰，以免下一代跟着遭罪。

在男性主导医生行业的时代 产后抑郁总会被打为精神病

产后抑郁获得正视 已经是20世纪后期的事情

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左翼运动此起彼伏。女性再解放乘势而起，要求公正对待孕产妇女所承受的、来自社会与家庭的精神压力。特别是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如玛丽·奥斯蒙德、布鲁克·希尔兹公开讲述自身的产后抑郁经历，从而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到了80年代，98%都的分娩都发生在医院。起初，这被视为一系列“异化”，包括男性占主导的医院被视为父权家长制的一种压迫，医生被认为是流水线作业的某种执行者，婴儿与产妇的暂时分离更被看成是有违人道主义的行为。

由于公共卫生系统进步 大部分婴儿都是在医院内完成分娩

尽管公共卫生体系的广谱往往偏左，还是被视为父权制的产物，甚至知情同意权都被看成父权制霸王条款。但恰恰是这一类的医学进步，为人们重新认知产后精神病变提供了条件。尤其到世纪之交，医学界在攻克抑郁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标志之一便是抗抑郁药--氟西汀的问世。

同样，人们对产后抑郁也有了更深入认知，意识到这种病变与孕产期剧烈的激素变化息息相关。由此造成情绪低落或波动、焦虑、狂躁、挫败感、压抑感、失眠、厌食，严重地会导致自残或伤害婴儿乃至周边的人。其持续时间会在2周以上，通常发生在分娩后3-4个月内。

母猫更容易因肠道菌群失调而抑郁

事实上，类似情况不仅发生在女性身上，一些雌性哺乳动物也会有类似的反映。例如狐狸和仓鼠，都会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吞食自己的幼崽。这也是一种类似的精神病变而导致的行为。既然产后抑郁不是矫情而是病，那么就不应该遭到任何形式的污名。

这原本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画上句号......

科学研究的进步 为产后抑郁洗脱矫情污名

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中文名凯博文

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因照顾自己的妻子，从而得出诸多颠覆认知的新理论。在有感于女性的精神经历得以合理化后，他又提出产后抑郁不仅仅是一种内分泌失调导致的病变，必须将妇女遭受的家庭、职业、社会变化带来的心理影响也列入考虑。

这种多元化的人文关怀当然有必要，它从身心两方面对产后玉玉的致病因子进行了分析。但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克莱曼预期。在左翼人文社科有意无意的助攻下，越来越多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不满将产后抑郁归结为生理病变，并强调一切都是父权制社会压迫的锅。

产后抑郁问题 终究躲不过女权主义的必然加持

除前文所述的“父权制医院”带来“异化”之说死灰复燃，克莱曼所提及的家庭、职业、社会变化、照顾孩子，以及由此带来的职业发展停滞、家庭责任压力与社会舆论压力，统统都可以视为父权制危害。更为激进的结论，则是男性让女性独自承担孕产带来的伤害。

与之对应，单纯的有病治病--不管是服用药物、调节激素，还是进行心理疏导，都被视为恶臭男性的甩锅。病情描述也随之变得极致夸张，如原本仅有数月的发作时长，被延长至终身。显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算是对当初忽视产后抑郁的全面反弹。

产后抑郁问题 逐渐成为女权们的拿手武器

为反击女权 产后抑郁的范围逐渐由女性扩大至男性

然而，相关问题的转机再度出现。因为有全新的科研成果证实，产后抑郁不仅是人畜共患病，还是一种跨性别病变。

2018年，英国医学院研究委员会和伦敦大学学院发布的研究显示：21%的新手爸爸们都曾经历产后抑郁。虽然低于女性的39%，但足以颠覆认知。美国《儿科》杂志也曾发表的数据调查，认为男性患有产后抑郁的比例为10%，只比女同胞低了4个点！

新手奶爸同样会遇到产后抑郁

此后，进一步研究还揭示，男女所经历的产后玉玉并无本质不同。男人体内同样会发生激素变化。在育儿所带来的职业发展被拖后腿、家庭责任与社会舆论压力等催化下，导致情绪低落或波动、焦虑、狂躁、挫败感、压抑感、失眠、厌食，乃至自残和伤人倾向……

这些抑郁父亲很容易产生自杀念头，且比普通人高出20倍。英国皇家空军前军官、取得博士学位的约翰·克莱顿，作为衣食无忧、事业成功的高学历男士，就在孩子更亲近母亲的挫败感折磨下，选择了自杀，一度震惊了社交网络。

尽管涉嫌剥削代孕妈妈 同性情侣之一的Simon（左）还是患上产后

甚至，产后抑郁也不再局限于直男直女。正如左翼人文社科的研究，既然其更多地源于社会心理因素，那么LGBT群体也完全有可能遭受产后精神病变的折磨。澳洲有一对同性情侣Simon Leyshan与Holt Meyers通过代孕获得后代。很快，Simon就被确诊产后抑郁。

在东方，知名男星李承铉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一个案例。但相比于女性，不管是非女性自己，还是公众舆论，其给予非女性产后玉玉的关注只会更少。尤其是在非西方世界，那里原本就不太关注精神与心理疾病，且因父权制顽疾而片面强调男性坚韧。

李承铉的公众身份并没有让男性产后抑郁获得更多关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