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救國的命運英雄？《貝多芬傳》與傅雷譯本的兩岸出版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图／路透社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贝多芬
2022年时报出版社重新印行了由民国时期翻译家傅雷所译的《贝多芬传》。法国文豪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所着的《贝多芬传》，对于贝多芬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塑造有重大的影响。透过傅雷的翻译，罗兰笔下的贝多芬也被引进中文世界。经典著作的经典译本能够被重新发行，对台湾读者而言原应该是一桩美事。
但有些遗憾的是，在这次重新发行的版本中，似乎只是照本宣科地将当初傅雷的译本与各版本的序言全部重新印行，并对原译文中的一些词汇调整成现代中文的习惯用法，但却没有对整个文本进入中文世界后近一百年的发展脉络，提供更多背景资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本文将摘要梳理罗兰笔下贝多芬的形象在世纪末的欧洲有何重要性，又在经过傅雷的翻译后，这个文本在中文世界的流传历史又有什么值得玩味之处。
历年两岸出版印发的《贝多芬传》傅雷译本版本。 图／国家图书馆、豆瓣、博客来
▌罗兰的《贝多芬传》：磨难成就不朽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出版于1903年。19世纪的法国，贝多芬的形象在浪漫主义的浪潮下，被赋予一些阴性特质。但在罗兰的笔下，贝多芬完全甩脱了这个形象，而被重新塑造成充满男子气概，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样貌。全文的开头就为贝多芬的形象定调（本文若有引用，均出自傅雷所译之《贝多芬传》）：
而这个罗兰为贝多芬所塑造的形象，与画家施蒂乐（Joseph Karl Stieler）笔下贝多芬最有名的肖像画一起，将贝多芬的形象塑造成一个桀骜不驯，甚至有点偏执的艺术家，一直流行到现代。在《贝多芬传》后续的行文中，罗兰将重点更多放在贝多芬如何一步步地克服生活中的苦难与不幸，最终留下不朽的作品。
但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内容反而没有太多着墨，罗兰提及贝多芬的创作，更多的是为了要证明贝多芬如何在艰困的现实中坚持创作。于是，在罗兰的《贝多芬传》中，这位作曲家的一生象征了奋斗不懈的精神——贝多芬就像个英雄一样，穷尽一生来与这些痛苦磨难持续不断地战斗，才能成就不朽。
罗兰将贝多芬塑造成充满男子气概，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样貌。左为国民政府迁台以后，重新印行傅雷译的《贝多芬传》，但因为两岸情势，将傅雷的名字被替换成假名。右为画家施蒂乐（Joseph Karl Stieler）笔下贝多芬最有名的肖像画。 图／国家图书馆、维基共享
贝多芬就像个英雄一样，穷尽一生来与这些痛苦磨难持续不断地战斗，才能成就不朽。 图／路透社
▌傅雷与《贝多芬传》：音乐救国的使命
傅雷直译自法文的译本，完全得到原文中罗兰对贝多芬形象诠释的重点与精随。但除了文本的翻译外，《贝多芬传》译本所处的时代脉络也同样不应被忽视。从民国初年以来，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中国知识分子们最心心念念的议题大概就是要如何挽救这个国家，而古典音乐的引介也成为其中一部分。当时的音乐家如李叔同、丰子恺、青主等人也都曾致力于将贝多芬介绍给更多中国的读者，作为「音乐启蒙」的一个环节。
傅雷的译本首次发行于1931年，因为其中对贝多芬勇于向命运抗争的英雄形象大力描绘，遂成为抗战期间最为风行的读物之一。
在1946年傅雷重新翻译了《贝多芬传》（这也是当前流通的译本），在译者序言中，傅雷更是直接大力倡议引入贝多芬，是为了唤醒广大的中国人民：
同时，为了使贝多芬的形象可以更好的与儒家文化中圣哲的形象对接，傅雷也引用了孟子中著名的段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样的对比，无疑是透过文化脉络的转译，将贝多芬的形象植入中国读者的心中。
最后，傅雷也大力向中国的青年知识份子呼吁要「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流进中国！」很显然，在傅雷眼中，翻译贝多芬已经不只单纯是为了引荐一个音乐家，更是带有着「音乐救国」的重责大任与使命感。
傅雷在《贝多芬传》的译本中，力求贝多芬的形象可以与儒家文化中圣哲的形象对接，翻译贝多芬已经不只单纯是为了引荐一个音乐家，更是带有着「音乐救国」的重责大任与使命感。 图／维基共享
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中国知识分子们最心心念念的议题大概就是要如何挽救这个国家。图为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高举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进行抗议。 图／法新社
▌1949后傅雷《贝多芬传》在两岸的接受
即便傅雷怀抱着拯救中国的热忱，但傅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获得应得的对待。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傅雷先被打为「右派」，其子著名钢琴家傅聪也决定于同年离开中国，借道波兰，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傅雷更是因为不堪红卫兵羞辱，而与妻子双双于家中自尽。
虽然傅雷在1979年改革开放时已获得平反，其所译的《贝多芬传》也于同年重新出版，只是从《中国知网》（中国的学术期刊资料平台）的搜寻结果来看，傅雷的译作没有在中国知识圈激起太多的讨论。直到2000年代，傅雷的译作才重新被提起。但在这些关于《贝多芬传》的评论文字中，大部分是着墨于对于「贝多芬」形象的欣赏，而没有特别提及傅雷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过去大约十年来，开始有文章从「翻译」的角度出发，解析傅雷译本的艺术价值，只是译本中原来想要拯救民族的企图却鲜少有人触及。
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傅雷译的《贝多芬传》曾被重新印行多次。目前最早的纪录应该是1950年代新兴出版社所发行的版本。或许国民政府允许《贝多芬传》发行，也有意借用傅雷译本中所隐含的奋斗不懈之意，从侧面附和政府「反攻大陆」的口号。但又因为当时两岸之间紧张的情势，而不愿让依然身处中国的译者名称出现在图书上，因此傅雷的名字被替换成各种莫名其妙、看似笔名的假名，例如「宗侃」或「莫野」。
类似的状况也不只发生在《贝多芬传》上，许多同样由新兴出版社发行的书籍也都有同样的情况。另外，在新兴出版社的版本中（此版本有数位化可供线上浏览）也没有收录傅雷所写的序文以及附录〈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以至于弱化了傅雷想要透过音乐救国的初衷。无论如何，傅雷的译本终究开始在台湾流通，后续也经过多次再版，直至今日。
过去几年来，除了将文字内容重新发行外，也出现了其他的呈现方式，例如央视所制作的「朗读者」系列节目就曾用朗读其中的段落搭配音乐演奏来诠释《贝多芬传》。在其中所选择的片段中依然是强调贝多芬如何在逆境中努力不懈，最终为世人「用痛苦换来欢乐」。
「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图为画家Julius Schmid于1901年所绘《贝多芬》。 图／维也纳博物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傅雷因为不堪红卫兵羞辱，而与妻子双双于家中自尽。图为1967年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 图／维基共享
▌无法脱离政治/社会/文化脉络的音乐诠释
一直以来，古典音乐往往容易被视为一种「超越单一时空的不变存在」，认为作品或作曲家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或地域，都是一种普世性的永恒存在。但就如同本文所回顾的，即便是贝多芬的形象，也会透过肖像画、传记…等等非关音乐的媒材所中介，而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而得到不同的诠释。在傅雷所写的附录中之后，傅雷认为贝多芬的音乐预示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可以想见，傅雷强化贝多芬作为德意志民族精神象征的目的，应该也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用以救国。
但学者杨建章指出，这种强调贝多芬与德意志民族精神之间连结的文字，其实是罗兰想要避免的。毕竟在罗兰写作《贝多芬传》时，德法两国正激烈的彼此竞争，从而使罗兰不愿过多地将贝多芬塑造为德意志民族英雄。
因此，透过这次《贝多芬传》在台湾重新发行的机会，希望为这份经典著作的经典译本提供更多的脉络，让读者们能在阅读时得到更多的乐趣，也重新思考在当前的台湾社会中，欣赏古典音乐可以有哪些超越音乐领域之外的意涵。
透过这次《贝多芬传》在台湾重新发行的机会，希望重新思考在当前的台湾社会中，欣赏古典音乐可以有哪些超越音乐领域之外的意涵。 图／路透社
贝多芬传
作者： 罗曼．罗兰
译者： 傅雷
出版社：时报文化
出版日期：2022/03/29
内容简介：传记文学不朽经典《名人传》第一部，罗曼．罗兰的《名人传》是众所公认的「精神成长之书」，激励了一代代读者，尤以第一部《贝多芬传》为首。傅雷一九四二年原始译本，原汁原味，典藏唯一首选，为了「完成介绍的责任」，傅雷特别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附录，以音乐鉴赏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
编辑／林齐晧、赖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