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川通话扯出 美政治游戏影武者：说客

不仅在现实世界的英川通话，就连在《纸牌屋》中，说客一角色也是相当吃重的一个角色。图为《纸牌屋》凯文史贝西海报。（取材自EW）

英川通话后，美国政治中很重要的牵线角色商业说客，顿时间得到许多关注。对政策外围者而言，这或许是一个相当新颖的名词，但对熟悉政治的人来说，这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词。尤其在华府政策圈中，它的影响力不仅是代表商业与政府进行沟通而已，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在等到对的时机成熟后，推动其背后大公司想要推行的政策。

截至2014年为止，美国有超过1000名说客在华府进行磋商，且高达九成五的说客是替大公司喉舌的。

回到美国刚开始镀金的时代，在多边主义下1950年代1960年代的美国，说客文化比今天相对稳定。那时候的美国还在传统的游说工作中，说客们找机会向政府、议员们进行商业需求的优劣分析与诉求表达。虽说，今天的说客也做着差不多的事情，但是与那时候最大的不同是，那时候的说客不试图左右国会议员的投票，反而是想办法在政策出来时，寻找最好的解决办法。

据了解，说客文化的转捩点在1970年代发生改变。那时候各大公司执行长开始对无效的说客工作感到失望，并举行圆桌会议希望他们的说客可改善工作方式，积极地影响政府行为。那时候，其中一位参予者Alocao执行长John Harper说：「我想现在已经到了停止空谈（指说客工作），并开始卷起袖子工作的阶段了。」在那之后，说客行为扩张至积极参与和商业相关政策制定行为。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Lewis F. Powell Jr. 就对逐渐侵蚀政府权力的说客表示沮丧。他表示，「那些商业说客就坐在旁边、插手干预，却不知道要怎么做。」

因此，让美国说客文化逐渐演变成商业会凌驾于政府权利之上的位置，比起表达诉求，今天的美国说客可借由政治力量去制衡，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敌手，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改变。

这样的演变也彻底改变了美国商业与政界之间的交际模式，让说客把政府拉进来成为生意伙伴的一员，通过政府行为使商业利润最大化，使美国政商往来频繁。美国政商的紧密程度，说好听一点是右效率的民间政府合作；但它的另一面解读却是，政商勾结吞食老百姓的一个社会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