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建记忆：媒介化视角下的影像化地方志研究

作者：杨璠（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张彤彤（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7期

导 读

本文以媒介化视角，分析了地方志书写中视听技术对“文本”地方历史的“修补”与“书写”。

一、引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1]中国地方志是历代历史文献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部分[2]，是记录地方历史变迁、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3]。作为详尽而悠久的“身份档案”，地方志记述了特定县域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发生的变迁、履行的贡纳义务、培养的杰出人才等方方面面的信息[4]。每一段历史，都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深刻地记载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民族精神的潜藏之源，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基石。

在当前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人类视觉历史正经历着一场新的浪潮，视频成为当下人类生存的基本场域[5]。“影像化”是在视频化时代对以往基于文本书写的地方历史的“技术性”再书写。影像作为一种媒介，不仅简单地提供地方志叙事的新视角，更意味着对传统书写的“解构”以及基于“影像逻辑”的地方历史书写的“建构”，建构一种新型的、基于影像媒介特征的地方志书写策略与传播方式。影像化地方志以新的书写形式和知识结构贴近公众，丰富普通人对历史的理解，改变公众对历史的认知，抑或说这是一种在当下基于媒介特性“对抗”遗忘的尝试。目前有关影像化地方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地方志纪录片的叙事分析与传播思考，也有研究以视觉修辞理论分析地方志纪录片召唤结构的实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内容层面对影像化地方志进行研究，而少有研究从媒介视角出发，来探究不同的媒介特性——文本/影像，分析不同的媒介逻辑对于“历史”书写的重塑。本研究从媒介化视角出发，探究影像媒介基于其媒介特性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与传统文本地方志的互动实践，分析影像化地方志这一新形态，提出以下问题：影像媒介如何对旧有文本媒介的地方历史书写进行“再表征”？其如何运用视听符号联结历史与现代地方，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再记忆”，并基于影像化地方志形成“地方意义的共享体”？

二、地方志书写的媒介变迁：从纸质媒介到影像技术

（一）“束之高阁”：纸质媒介书写下的地方志。中国地方志最早是以图为主、文字说明为辅的图经、图志、图记等，其形式为历代志书沿用[6]。地方志是在封建社会时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据古书记载，周代已有负责掌“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负责掌“四方之志”的“外史”[7]。传统地方志以“纸笔”媒介为基础，对当地在各个时期发生的大事进行记录与汇编。因纸质媒介易损耗且纸质书籍的印刷数量通常相对有限、又囿于文化资本的差异（专业性的语言、内容的限制），使得地方志书籍往往沉寂于图书馆、博物馆之中，传播时间与空间受限，主要在研究地方志的学者与志趣者之中传播，难以产生广泛影响。

在千百年的流传中，纸质地方志由于其易损的属性，不可避免地出现残破、损坏等情况。如何处理这些残损之处成为地方志整理、出版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地方志研究需求和媒介技术不断演进的推动下，影印本作为一种新版本形态崭露头角。影印本是指通过采用照相制版和现代印刷技术，直接以旧有图书为底本进行复制的一种形式，涵盖了拍照、扫描、复印等多种实施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诸多图书馆和出版机构，尤其是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陆续展开了对古籍的影印工作[8]。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地方志残损处的原貌。印刷媒介对地方志的再现与表征，包括“影印”和“修版”，某种意义上也是媒介对历史书写的“再表征”，即以整理者视角对地方志进行“二次编辑”。影印技术大大促进了我国地方志的广泛传播，但影印技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且时间成本过高，后被数字化技术所取代。

（二）“飞入寻常百姓家”：影像化地方志的出现。影像化地方志是指影像媒介介入传统地方志书写，将地方历史的文本影像化、视听化。而在这个媒介化的过程中，地方志的书写逻辑和内容是基于影像媒介的独特逻辑，呈现出全新的历史叙事范式。书写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转变，不再仅仅是文字的线性堆叠，而是成为文字、图片、影像、音频等多媒体元素的交织。影像化地方志为地方志的现代书写与传播带来了新契机，将视听技术与地方志的修写结合，使视知觉、蒙太奇、视觉表征、画面语言等介入地方志的现代传播之中。这不仅是地方志现代传播的必然趋势，还是媒介发展过程中技术对地方志的“选择”。

影像化地方志颠覆了传统地方志受限于专业领域、纸质载体的传播模式，更赋予其新的社会参与和互动特性。影像化的表达不仅增加了信息的生动性和直观性，同时也提升了对地方历史的感知体验。其视听感知的特征丰富了历史叙述的形式，使其成为一种更具亲和力和参与性的历史传播方式。影像化的再建构不再将地方志局限于学者的研究中，也为普通百姓深入了解和参与地方历史的传承提供了更便利的途径。

三、影像化：基于视听技术对地方志“再表征”与“修写”

（一）影像技术的批判：地方志文本的“再表征”。对地方志文本的表征与解读，是影像化地方志的一个主要维度。但影像化的过程必然涉及对历史的多维理解（历史文本与历史情境）及对历史文本基于现代语境的“再表征”。影像化地方志通过将“抽象文字”转变为“具象图像”，以更为生动的视觉形象传播地方历史、地理以及文化。这种“可视化”并非仅将文字转换成图像，而是需要深层次地对传统地方志进行解读——涵盖对历史事件、人物、地理特点等元素的分析和诠释。但“影像化”的过程不是全然以媒介逻辑为转向，而是始终坚守从历史研究维度对地方志进行解读的原则，尊重历史，避免技术逻辑对历史的篡改。

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说：“专著性的历史论文其建构或‘塑造’的成分并不亚于历史影片。”[9]在历史叙述话语的隐蔽处盘桓着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地方志作为一种具有建构成分的文本，在其制作过程中需要审慎把握文本背后涌动的权力关系与观念构建[10]。因此，即使传统地方志作为地方文化的珍贵史料和数据库，地方志文本的再表征也承载着一种文本批评视角。对方志文本的解读，要超越表层的文字叙述，将历史事件置于其历史语境中，深度理解其发生原因、影响及演进。同时，历史文本书写的重构，是将地方志内的文字信息进行解析，剖析其结构、语境与内涵，以揭示潜存的深刻信息。这包含历史、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学等多学科的融合研究，以确保对地方志文本的解读精准、全面。

（二）影像技术的重构：视听技术对地方志的“修写”。影像技术的运用在地方志的影像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本质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更是一种重构地方历史叙事的媒介。影像化地方志意味着地方志的形态围绕着影像化技术的渗透而重新构型——即形成一种依托视听技术逻辑而展开的地方历史的“修补”。技术作为一种“穿透”地方志书写的动态逻辑，而非仅仅作为地方志影像化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影像为手段、以既有地方志文本为内容的影像化地方志，其主体的叙述方式从依赖语言转向了注重视觉符号系统[11]。

影像化地方志涵盖了多层面的操作与思考。首先，其需要筛选和选取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和元素，以便将庞大的文本内容转化为影像形式。这一筛选过程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再现”目标，带有创造性的意味，创作者通过深入解读地方志，从中提取并塑造出最具视觉和听觉冲击力的元素。某种意义上说，是技术逻辑，即影像化技术“选择”了地方志的叙事逻辑，构建了新的“表征”历史的文本情境。地方志的书写规则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地方志的书写渗透着影像媒介的逻辑。其次，影像化地方志的制作倚重于视听技术逻辑的应用，其以视觉影像形式、借助声音设计、光线控制、画面构建以及蒙太奇等手段，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呈现过去[12]。这种视听技术逻辑的运用使得地方志不再是静态的文字叙述，而成为动态的、富有情感和情感共鸣的视听叙事。它通过若干镜头的组接来反映历史、表现主题[13]，包含着对地方志的记载的“浓缩”“移位”“象征”“修饰”。

四、联结化：地方记忆的守护与扩散

（一）构建情境：地方志的现代媒介记忆。个体记忆是人类认知功能的基石，联结着人的过去与现在，而社会记忆则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历史延续的使命，缺乏记忆和学习将导致人类文明无法演进。在西方文化史的演进中，记忆与书写始终密不可分。拉丁语中的“memoria”具有双重含义，既指“记忆”，又指“回忆录”。而英语中的“memorial”一词在早期不仅涵盖了“记忆”的概念，还包括了“记录”的意义。这表明人类记忆的本质与其发明的记录方法密不可分[14]。记忆离不开媒介，基于影像技术的地方志影像化是一种在数字时代依赖影像的媒介记忆[15]，它重新记录了地方的历史。

在视频时代，影像已经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至关重要的窗口。影像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影像与现实形成一种密切的同盟关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像不仅是一种呈现现实的手段，更是一种塑造现实的力量。影像的存在赋予了现实一种新的可能，使其不再仅仅是物质存在的集合体，而且是通过影像的加工和表达，成为一种更加深刻、更加抽象的“现实”。实际上，影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反映功能，成为一种主动构建、塑造现实的媒介，即现实需要借助影像才能显现。人们对地方的认知在现实中往往是模糊而零碎的。然而，通过影像的呈现和表达，个体可以更为直观、深入地理解和体验特定地方。这进一步加强了影像作为一种介质的地位，使其不仅仅是记录现实的工具，更是塑造、丰富现实认知的重要媒介[16]。

影像化地方志对传统文字历史记忆进行影像化的编排和组合，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地方特征、历史演变以及文化内涵，进而深化人们对特定地域的认识和理解。相较于传统的语言或文字，影像化地方志是视频时代一种地方记忆的传承形式，传统地方志所承载的地方文化、情感和精神信念[17]进行影像化和视听化呈现，影响和推动文化记忆的建构实践。不同媒介形式因技术结构的不同会影响到记忆内容的呈现方式，进而形塑人们对记忆对象的认知[18]。影像化地方志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视听媒介将传统地方志中所蕴含的历史事件、人物、地理特征等元素，转化为可感知的影像形式，实现地方记忆的修复和新的意义构建。影像化地方志提供了一种可能，将过去被隐蔽的、束之高阁的地方历史共享为“视听符号”，基于互联网与移动终端实现跨越时空的传播，通过影像技术将过去的历史重新分享并传递。影像技术使得地方记忆走出小众领域，走向公共生活，从而实现历史记忆的“再记忆”与复兴。“再记忆”强调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将历史进行重新诠释和呈现，以适应当代观众的需求和情感。在这一过程中，影像化作为“再记忆”地方志的媒介，不仅记录了历史，还与现代意向和情感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形塑了观察地方发展历程的窗口，为公众提供了有关如何保护传统、促进发展的重要信息。

（二）联结“记忆”：构筑地方意义的共享体。影像化地方志借助现代影像技术，将现有的地方景观与地方志的记录“联结”，创造一种沉浸式的虚拟性，这种虚拟与文字方志的不同在于它给人的感官一种错觉——营造了身体虚拟在场的感觉[19]。这种基于影像的虚拟体验，突破了传统方志文字叙事的理性思考。

影像化地方志运用蒙太奇手法的拼贴和组合，以高度逼真的视觉效果，将地方的实际景观与文本地方志的记载通过影像元素的多层叠加、转换和融合，重新构建以呈现地方的历史变迁与时代演变。这样就为人们再现了一个具象、可感的地方形象[20]。这种体验从感知、情感以及认知层面，为地方记忆的传递带来了全新的可能。影像化地方志以多感官互动的方式深化了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与情感连接，重新唤起观众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经历以及文化遗产的“集体回忆”。在这一体验中，观众与影像中的地方景观和历史叙事亲密互动。这种互动性加深了观众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观众与地方的情感纽带构建提供了新的机会。与此同时，这种互动深化了个体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并促进了地方意义在集体中的传播与共鸣，形成了一种共同体验和集体记忆的模式，从而构筑了基于影像化地方志的“地方意义共享体”。影像化地方志逐渐成为传统地方志记忆在当下的守护者、扩散者，甚至是重构者。

五、结语

本研究以媒介化视角分析影像化地方志，通过对地方志书写媒介的梳理，发现媒介的演变对地方志书写与传播的深刻影响，提出影像化地方志这种基于影像技术对于地方志的“再表征”与“修写”，以影像技术的逻辑，对地方志文本进行甄选与视觉化呈现，建立了地方志与现代语境的“交流情境”，实现历史的“再记忆”与“再传播”，并“联结”了地方志与现代人的共同记忆，促成“地方意义共享体”。然而，我们亦需正视影像化的技术逻辑对历史“再表征”的危机，包括历史真实性与历史语境的变化等。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以寻求更加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朔方文库》编纂”（批准号：17ZDA26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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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杨璠，张彤彤.再建记忆：媒介化视角下的影像化地方志研究[J].青年记者，2024(07):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