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城镇化与户籍改革研究

在中国大陆，户籍是大众广为熟知的基本事实。比如，一般生活场景下，人出生后，凭出生证办理户籍。到入学年龄，凭户籍到对口学校就近入学。到结婚年龄，凭户籍等资料登记结婚。去世以后，亲属要拿户口本办理户口注销。如果涉及到人口流动，可能还会有买车、购房、入学、社保、落户等等诸多方面与户籍紧密挂钩，区分当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政策措施往往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悲喜故事。就如空气一样，人们对于户籍由于太过熟悉而往往习焉不察。因此，将熟悉化的生活实现陌生化、将一个稀松平常的现象学术对象化，并长久保持一股强大的学术热情，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是我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陈金永（Kam Wing Chan）教授所著的《大国城民——城镇化与户籍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一书后的第一感觉。

陈金永教授的这本著作，首先深刻体现了他将熟悉化的生活事实陌生化、学术对象化的学术功底。表面来看，陈金永教授在城镇化与户籍改革领域的研究似乎与一般研究者将熟悉化的生活事实陌生化、学术对象化的工作并无两样，但其实不然。尽管一度研究者曾将对户籍制度的研究在1990年代掀起过一些研究热潮，但由于研究话题本身的敏感性以及复杂性，这样的研究持续性似乎并不太长久。因此，对户籍制度的持续深入研究是需要考验学者的洞察力与意志质量的。犹记得，在2011年左右，某天参加一个博士生师兄的中期检查会，他的论文题目就是关于户籍制度这一研究主题的。在老师们催问进度的时候，师兄一言不发、拼命摇头的场景记忆犹新。陈金永教授出生于广东汕头，儿时移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后留学加拿大，获多伦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保尔森基金会、麦肯锡公司等机构的顾问，参与多项有关城市化政策的研究。数十年的海外生活、学习与工作经历，使其跨越了户籍、国籍界限，有更多的“跳出户籍看户籍”、“ 跳出中国看中国”的独特的便利条件。即便如此，对一个众所周知的甚至已经熟悉如空气的、甚至也已经被规训其中的社会现象或制度将其陌生化、学术对象化，进行学术性研究，而且相当长时期内保持浓厚的学术兴趣、研究热忱和洞察力，产出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户籍制度研究这一领域中是非常不容易的。

陈金永教授的这本著作，也深刻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研究的优势所在。陈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城市、人口迁移、户籍制度。他出版过学术专著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utledge, 2018)，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近年来也在媒体上撰写中英文时评，探讨有关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政策、农民工、留守儿童等问题。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以贯之的“跳出户籍看户籍、跳出中国看中国”的比较研究视野。在《大国城民：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书中，除了基本章节中隐含的比较研究思路外，他也专门通过附录放上了三篇比较研究的专门文章，分别是：《附录一 持单程票的迁徙者：看罗伦斯的“迁移系列”组画》、《附录二 “外来”与未来：美国移民改革对中国户籍改革的启示》、《附录三 美国的移民管理制度对中国户籍改革的启发》。实际上，对中国城镇化与户籍制度的研究（推而广之，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的大部分研究），是缺不了这样的比较视角的。

《大国城民——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也是制度研究与结构研究的重要文献。在本书中，其“第一章 流动的中国：城镇化与制度安排”中，陈金永教授就高屋建瓴的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大”“小”城乡二元制和行政区等级体制，建立了分析中国城镇化与户籍制度的问题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框架。在“第二章 户籍制度的建立、演变与作用”中，陈金永教授回溯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战略和户籍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的变化，对我国户口的划分与管理、“农转非”政策的改革、户籍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剖析。之后，在“第四章 城镇化策略与大中小城市发展趋势、演变与作用”中主要讨论了中国的工业化与”不完整“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发展政策、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和政策等议题，通过城市规模分布和增长速度等方面扎实的数据分析，以及对城市发展政策的梳理，夯实了中国城市发展政策研究的基础。

《大国城民——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也体现了陈金永教授浓厚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取向。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重物不重人”的实践倾向。陈金永教授认为，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城镇化也不是“造城运动”。 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不是孤立的，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在“第五章 城镇化与家庭的完整性：流动人口子女的困境”中，陈教授从家庭完整性角度对城镇化的个人、家庭和社会代价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群体：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进行分析，实际上这就是学术界所关心的受人口流动影响的两大儿童群体问题。与以往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探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两大群体的发展状况与社会影响的研究相比，陈教授的书中提出“农民工家庭的完整性”视角，对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深度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第六章 城镇化政策与户籍改革：发展趋势与问题”中，陈金永教授利用近些年的一些数据与数据，对20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户籍改革、2010—2020年城镇化、”两率之差“的趋势以及近年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等做了回顾，并对取消”农转非“，户籍还有用吗？居住证是解决户口问题之道吗？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他认为，从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到户籍制度的演变，从“不完整”城镇化模式到城市发展困境，从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到留守儿童问题的凸显，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能不重视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因此，在本书“第七章 落户的中国：城镇化与户籍改革路线图”中，陈金永教授对户籍改革的成本与红利、户籍改革的方案与时间表、其他的配套改革措施进行分析与展望，他倡导建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模式，继而提出外来人口落户城镇的十五年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最终推动建立一个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思路，体现了他对中国城镇化与户籍制度发展趋势的洞察，也对中国城镇化与户籍制度发展的前景表达了乐观的期待。

当然，由于陈金永教授主要是在宏观层面、政策层面对中国城镇化与户籍制度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其观察思考主要偏重于户籍制度本身及其社会影响等。但其实，即便二元户籍制度逐渐落幕，并不见得是户籍相关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实际上，早在十余年前，国家层面上的户籍制度已经不再是刚性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城市政府可以自主取消或改变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很多地方的城市政府将“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确定为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基本条件。二元户籍制度本身作为城市准入门槛的功能正在弱化，既有的户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为城市新的排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另外，陈教授著作引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种官方统计数据以及学术研究的数据等，所以书中也有个别地方的一些论述因缺乏生活体会而存在一些“失真”问题。比如，书中第121页表5.2引述相关研究资料，陈教授在第117页的分析中提到，“还有约200万留守儿童独自生活，完全没有成年人的监督”，这一论断就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依据“六普”长表抽样资料推算出全国存在205万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包括陈教授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及媒体将其解读成205万留守儿童独自生活、自己照顾自己。但这种解读背离事实和常理，是一种误读。所谓205万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是依据按户登记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纯字面意思推算出来的，并不意味着这些儿童在现实中是独自生活的，其中的大多数儿童特别是幼龄儿童实际上是由临近居住的亲属提供照护。200万留守儿童独自生活的数据本身具有人口普查数据的局限性。此外，书中第五章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群体时，主要介绍了受人口流动影响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大群体。这当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讨论。但从进一步思考的角度来看的话，受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的，其实也包括那些父母没有外出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们，这在农村撤村并校、就近入学变成寄宿制学习、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的社区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等过程中都已经有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