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牛津经济研究院东北亚首席经济学家王蕊：外资仍看重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何柳颖，深圳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当前形势下，中国作为投资热土的地位依然稳固。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870家，同比增长14.2%。同时，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去年的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在新兴市场专项排名中位居榜首。
近日，牛津经济研究院东北亚首席经济学家王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在资本市场方面，从今年5月开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各大类资产的情绪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中国房地产、股市等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企稳，这帮助在中国投资债市或股市的投资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信心。
而在实体投资方面，“对于中国作为制造业的中心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资质，外资依然持正面看法。”王蕊强调。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今年设定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三驾马车”中，王蕊认为出口方面将会出现上行的“惊喜”。她称，“考虑到当前全球电子产业处于上行周期，并且AI需求旺盛，与电子相关的出口有望为中国整体的出口带来一定的上行空间。如果接下来中国出口的持续动能能够延续，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上行的潜力。
外资仍看重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
《21世纪》：如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外商、外资对于中国的看法有发生变化吗？
王蕊：外资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另一种则是投资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
在资本市场方面，从今年的5月开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各大类资产的情绪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我们看到中国股市等在一定程度上企稳，这将帮助在中国债市或股市的投资人恢复信心。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因为它扎根于实体经济，关系到整个供应链的布局，所以这方面的整体情绪变化可能并不像资本市场的变化那么容易观测。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三年对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产生了影响，但我了解到，对于中国作为制造业的中心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资质，外资依然持正面看法，并不会因为一些负面因素就迅速离开中国。
另外，我们关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想要衡量中国和全球的关系，或者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我觉得除了关注外商到中国的直接投资，我们也更应该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以及对应的中国对外投资的态势。
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趋势。特别是经历了疫情之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势头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是在亚洲区域。虽然与过去相比，区域和产业方面有一些不同，但我觉得从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和国际市场的对接对中国整体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地缘政治因素可能会对中国的科创发展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在政策和企业层面，有哪些可能的应对方法？
王蕊：我们通过经济学模型模拟了不同情境，比如美国、欧盟对中国加征关税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根据我们最新发布的报告，在目前拜登当政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已宣布电动车、未来电池及科技产品的征税，以及欧盟也对中国加征关税，这些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特朗普当政会采用更加激进的政策，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影响。诚然，这些因素对中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总体是可控的。
在应对策略上，中国（之前）主要的反制措施基本上是对美国加征关税，即采用对等的措施，但是整体情况其实比较复杂。这一轮在应对策略上，中国政府和企业可能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战略性的措施。例如，对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关键产品加征关税，政府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适度的货币贬值，以及为国内企业提供税收优惠，采用更多的产业扶持政策等，可能可以抵消地缘政治风险给中国企业所带来的经营压力，有利于中国企业和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21世纪》：在政治因素影响下，企业转向新兴市场是一种可行策略吗？
王蕊：目前来讲，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等新兴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较青睐的市场。新兴市场覆盖范围广泛，包括拉美、非洲、中东及亚洲，结合目前看到的数据和风险利益评估，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或消费市场而言，亚洲市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其实我们也看到，相对于过往的全球化趋势，目前大国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区域化的趋势会更加明显。与2015至2016年的对外投资热潮相比，那个时候很多的中国企业主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但是这一轮，从疫情中期到现在，我们看到主要的投资集中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制造业领域，这也表明企业本身已经开始积极探索新的海外市场。
中国出口或会出现上行惊喜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今年设定的5%左右经济增长目标，“三驾马车”预计会如何表现？
王蕊：从国内消费来看，四、五月的表现并不理想。投资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仍然缓慢，同时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也没有跟上，所以投资前景的发展比我们预期的要慢一些。然而，在出口方面，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些上行的惊喜。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的出口表现得非常强劲，这也带动了国内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
考虑到当前全球电子产业处于上行周期，并且AI需求旺盛，与电子相关的出口有望为中国整体的出口前景带来一定的上行空间。如果接下来中国出口的持续动能能够延续，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上行的潜力。
《21世纪》：中国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促进房地产去库存，目前来看，你认为房地产库存的消化周期是否会比市场预期还要长？中国房地产政策的调控空间还有多大？
王蕊：自今年二季度以来，央行在居民购房信贷政策等方面均有所放松，尤其是一线城市对房地产购买的限制措施有了显著的放宽。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系列政策放松或新政的实施，其主要目的仍在于去风险，即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应对性措施，而非预防措施。
尽管这些政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消化房地产库存，特别是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近期限购放松后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市场回弹现象。但长远来看，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足以改变整个房地产市场放缓的大趋势，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及基准情境的实质性影响也相对有限。
我们认为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需要改善市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这包括提升家庭对未来收入水平的信心、对房地产市场走势的预期，以及强化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市场信心及情绪能否好转。
中美预计保持经济领先地位
《21世纪》：美联储什么时候会开启降息，降息幅度会有多大？
王蕊：关于美联储何时降息以及降息幅度，在过去几个月里市场在不断调整预期。我们看到最近的就业数据以及通货膨胀数据发布后，可能又进一步传达了降息的“预热”信号。
我们目前认为，美联储在今年9月和四季度应该会各有一次降息，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们目前观测到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开始不断降温，同时通货膨胀也进一步向美联储设置的通货膨胀目标靠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会有两次降息，每一次降息的幅度会是25个基点。接下来到明年，也基本上是每季度会有一次25个基点的降息。
《21世纪》：一旦开启降息，会对中国内地以及香港的资本市场产生那些影响？
王蕊：具体的影响还是要看美联储在每次降息时的前瞻性指引，同时也取决于在美联储降息之后，亚洲各国包括中国的货币政策周期。在正常情况下，美国降息会引起美国与其他周边市场的利率差变化。如果美联储持续不断地降息，我们可能会看到之前流向美国的资本，在流动上产生一定逆转。
《21世纪》：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五年后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为3.1%，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你如何看待这一预测？在未来五年，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预计会有怎样的经济表现？
王蕊：我们认为中美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在未来五年内预计不会发生改变。尽管无论是IMF的预测还是我们自己的预测，在未来5年，中美的经济增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减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很多经济体都在经历一个经济增速转轨的阶段。
另一方面，两国均面临一些经济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速。此外，地缘政治风险也给许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些下行风险。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最近资本市场和经济研究领域都在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目前大家对人工智能的评估还主要停留在投资和企业估值方面，但从经济研究的角度，我们更多关注在宏观经济层面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能在中长期带动全球生产力的提高，那它有可能抵消刚才所提到的——结构上或是地缘政治风险所带来的下行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长期趋势。
《21世纪》：如今围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角色有很多讨论。你认为香港的经济角色会发生变化吗？
王蕊：不管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还是法律体系、人才质量等，香港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其资本市场体量也是远超新加坡。
其实香港的资金、人员以及金融市场的业务体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只要中国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香港的地位将得以保持，特别是在中美地缘政治的大背景下，香港作为连接两个经济体的桥梁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有很多看法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的因素会对香港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企业也好，投资人也好，想要建立中美之间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和外界市场的联系，香港无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与此同时，香港为了推动金融改革也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比如在Trading Hours（交易时间）上实现了革新，这有助于加强其经济辐射能力。
(实习生龚媛媛、温博宇、李斐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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