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斯诺带世界认识被遗忘的中共

传记文学第740期《晚年斯诺》

一九七二年，一位美国人在瑞士留下了遗嘱，他希望死后将遗骨的一半葬在中国。作出决定的这个人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九○五─一九七二年）。现在，他骨灰的一部分就埋葬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未名湖畔。

斯诺的墓碑在未名湖畔南端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知道这个地点的人并不多，所以，它往往会被那些到北大游览的观光客忽略掉。

但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斯诺却是无法忽略的角色。他的力作《红星照耀中国》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一九三七年一经问世即红遍全球，斯诺之后，追随他的脚步，前往陕北采访的西方记者趋之若鹜，但却从未产生能与《红星照耀中国》媲美的比肩之作。直到现在，此书仍是西方了解中共历史的基础读本。事实上，它也是斯诺新闻生涯的「珠穆朗玛」——斯诺后期的作品，远未达到它的高度。

对中共来说，斯诺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把中国红军放在了世界的版图上，展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的作品在东西方同时发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对斯诺充满感激之情，他曾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斯诺书写《红星照耀中国》时不过三十出头，他一九七二年离世时六十七岁，在其人生的后三十年里，他笔耕不辍，有多部著作问世，但都无法超越他的成名作。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一九○七—一九九一年）说，《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获取巨大的成功，皆因斯诺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写了正确的人物」。斯诺年轻时放言，他要在三十岁发财成名，然后就一心读书写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人纷纷离开中国，斯诺及其夫人海伦也离开了他们盘桓了十多年的土地。那年斯诺三十五岁，他确实成名了，但却没有发财，不仅没有发财，他还抱怨说自己「一身是病，比一九二八年来中国时还要贫穷」。他的情绪极为低落。

现在看来，斯诺的人生上半场是高昂激越的，但从一九四○年后便徐徐落幕，他那扑朔迷离、多彩悲壮的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斯诺一九四一年年初回到美国，休养了一阵子，旋即又担任了战地记者。此时的斯诺陷入了重重危机：他要应对与海伦的离婚大战，还要想方设法寻找新生活；他要挥笔上阵，继续自己的事业，又要面对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尽管斯诺是个密苏里硬汉，但在磨难中左奔右突还是损害了他的健康。病疴在他的肌体中缓缓蔓延，直到一九七二年突然发作，成千古之恨。

也许《红星照耀中国》的光芒过于璀璨夺目，学者们的视线都集中在斯诺最辉煌的一九三○—一九四○年代，而斯诺自一九五○年代—一九七○年代的晚近生活却未得到足够关注。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托马斯、凯莉．郎恩在他们撰写的斯诺及海伦的传记中有所涉及，而斯诺本人的自传《复始之旅》、斯诺第二任夫人洛伊丝．惠勒（Lois Wheeler Snow，一九二○—二○一八年）的回忆录《尊严的死》、以及斯诺友人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一九一○—一九八八年 ）、谢伟思（John S. Service，一九○九—一九九九年）、黄华（一九一三—二○一○年）等人的回忆，则提供了更为宝贵的第一手资讯，尤其是对斯诺临终前的记忆，他们的描述，生动展现了斯诺晚年的动态与心态，也是本文的重要依据。（四之一，全文请见《传记文学》2024年一月7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