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防核历史

日前林耀盛教授的〈震灾打破安全社会的迷思〉一文，点出了「创伤」在二十世纪末期借由一连串科技化的历史脉络，进入了常民的生活空间，心理经验「样板」的诞生，集体、同质化了人类心理。「创伤」的普遍存在有正反两大意义，虽然它提醒了人类想像的安全社会其实并不存在，若不审慎应用这个观念，便容易窄化人类面对极端外在环境时，多样的心理反应。而这次发生在日本的三合一灾难告诉我们的是，苦难之大，拥有科技的我们能做的事却很少。

事实上精神医学在历史上的进步，往往和人类的极端处境有关。有关压力、创伤的观念，是十九世纪末以降工业化、都市化以及战争经验所发展的理论。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兴起的国际精神流行病学研究，还有疾病诊断的标准化，更因为二战付出的代价太高─纳粹屠杀，以及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让专家们不得不开始研究人类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九四八年诞生，它的设计呼应了经济学家们针对战后民族国家和平共存所泡制的药石。同年世界心理卫生大会在伦敦召开，催生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心理卫生部。这个部门在一九六○年代有关国际精神流行病学的计划，以及疾病诊断分类学，对于现代精神医学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在经费不足的一九五○年代初期，这个部门却设置了一个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心理学家共同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安全使用原子能」。

早在战后初期，精神医学专家便意识到反省原子能源的迫切性，这是包含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对于人类发展罕见的检讨论述。在经费不足以及许多科学家不愿插手的状况之下，这个专家委员会只能搜集相关的实验和理论，针对在冷战初期各国的核弹试爆、核废料以及各种核能装置对人类的健康影响进行批判。然而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世界卫生组织却和国际原能署（ＩＡＥＡ），不再对原子能发表公开评论。精神医学对于核能的探问在短短十年之间宣告终结。

这个夭折的专家委员会代表了几个历史意义。首先它告诉我们：面对人类群体的灾难，精神医学一开始的确有着高远的人道抱负。专家委员会的组成包含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足见当时一个尚未成型的科学的自由度和可塑性。而国际原能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封口，除了可视为医学对于核能效用的默认之外，却也附带地中止了精神医学在人类灾难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二十五年前车诺比发电厂爆炸的受害者，至今依然每天排班在世界卫生组织外面抗议。他们的声音至今依然无法获得世卫的任何回应。

如今人们熟知的「创伤后压力疾患」，是一九八○年美国精神医学会为了补偿越战伤兵所制定的诊断，它也存在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码当中。疾病诊断的全球化，是从五○年代至今仍未有定论的志业。然而已经建制化的科学─拥有学会、训练标准、临床路径─却容易限缩科学专业对瞬息万变的社会能够采取的作为。就「创伤」而言，每次有地震、海啸、战事发生，这个疾病都会被媒体拿出来宣扬一番。当然，精神科医师自然也必须担任咨询。然而，在灾难发生的同时，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角色在哪里吗？

这次日本人面临地震、海啸、核灾所展现的冷静态度，除了告诉我们在不同文化脉络中，各民族遭逢巨变时的反应各异之外，还存在强韧的心理「复原力」和「能动性」。专家们唯有重新回到懵懂时代，在各文化当中寻找受苦的根源以及恢复的驱力，才能避免过度依赖建制化的精神医学诊断，而成为把创伤商品化、消费主义化的帮凶。（作者为科学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