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文學相對論】王威智×郭熊/穿越在穿越之徑(下)

大水窟。(图/王威智提供)

「多美丽」的本质一点也不美丽

●王威智:

我在十三里驻在所平台走走逛逛,爬上平台后方的山坡,纷密的树干枝叶成功阻断俯瞰的念头。转向南侧驳坎,驳坎高过一人,不特别高大,却有城墙般护卫的味道,前方是整片平台少数树木稍微密集的区域,一地落叶,松松软软,一踩,稍稍陷落而后弹回,踏着感觉很不实在。

爬上驳坎闭上眼,试着令前方的树木逐一消失。薄弱的想像力远远不如电影特效,房舍、水柱并未一一再现,只是平台愈来愈空阔,轮廓变得更清楚。从所在之处看去,角度有些熟悉,应该就是几十年前摄影师取景所在。跳下驳坎前,转头往身后的南方望去,茂密的草木遮蔽视线,眼前一片绿墙,但方向没错,几十年前如果摄影师也曾望向南方,一定会看见新康山。

有的事情单靠想像似乎已足够,有时我甚至武断认为想像是逼近真实的有效、美好又经济的途径之一。不过,「トミリ」被「武断」音译成「多美丽」还大为流传,我不很认同。「多美丽」的本质一点也不美丽。

王威智,喜欢地图,喜欢走进台湾山。(图/陈律霖摄影)

●郭熊:

如你所说「多美丽」并非「多美丽」,但我也习惯改不过来。倒是,你让我想到在许多夜晚,林渊源大哥总会提到「大分事件」,而他口中的「大分事件」也非史料所记载1915年布农族人出草事件。而是十三名族人,遭日人诱拐杀害,至今仍未得知已故先人尸骨到底葬于何处。每次听他讲起这段故事,我都能感受到一条路,在不同族群眼中也许截然不同,而我所站之处即是当下。

再回神,大哥开口说:「当时的人背货物,早上从大分出发到佳心,晚上就可以回来。」我在大脑试想,按照现在的距离,单趟就要三十五公里,能够一天来回,那当时路况一定很好。

意外读到青木说三的《遥想当年台湾》。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当年驻派山地的日本警官,亲眼所见的山区生活,不只是管理监控、日常起居,同时更难得记录布农族人的出草事件。当年道路形成之后,各种不同身分的人跟随而至,警察、生意人、苦力……

我想起美托利驻在所过后,路上一块石碑,纪念开凿道路时发生的出草事件,石碑上清楚印着一串名字,令我印象深刻并非日人,而是潘阿生、潘阿武、潘纳仔。当年大哥曾说这是海岸山脉的人。

道路连结的世界远比我想像的更多元,道路不只串起族群间的交融,竟连带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人由俄帝手上俘获的速射砲亦跟随道路来到深山之中。我放下酒瓶,森林后面传来绿鸠的叫声,像极了有人在远处呼喊。我再次想起大哥曾说:「在这边要敬畏,因为每块土地上都有先人的足印。」

踩在日渐荒废的古道上,不免替路感到惋惜,特别是多美丽之后,道路戛然而止于垂直的崩壁前。虽然如此,但路的精神并未消逝,现在人改道而行,只不过需先高绕海拔200公尺,后下切约海拔800公尺才又接回古道。

道路还在吗?我走在这条道路上时常这样询问自己。道路确实存在,从史料、口述之中,我得知关于这条道路的许多故事,一旦走上道路,眼前出现早已荒废的布农家屋或驻在所遗址任人遥想当年。

郭彦仁aka郭熊,喜欢冒险、旅行与野生动物相遇的每一刻。(图/郭熊提供)

受蚂蝗困扰

●王威智:

林大哥的「大分事件」也许是指1921年托西佑社人在大分驻在所遭日方诱杀,一般称为「第二次大分事件」。文献里的史实不一定等于被述说的历史,人们对风雨的感受未必一致,却是真实的。

直到今日,走进山里我仍甩不开一个念头:从前生活在这一大片山里林里的布农族人,还有后来的日本警察,也受到蚂蝗困扰吗?

《东台湾展望》对我像一只蚂蝗,一只巨大沉重的蚂蝗。那些老照片无论如何翻拍转载A拷B拷到处流传,就算颗粒粗大模糊朦胧,总是执拗的散发一种说不出的迷幻,整个东台湾,尤其花莲,洋溢着一股崭新嫩涩的气息。

茁长中的港市正青春,市区没有老过四十年的建筑物,那些在任一意义上都称得上新颖的街道、房舍、电线杆……与第一次看见它们的我相隔仅六十年,几乎都消失了。

并非一切不存。

毛利在越岭点远眺的大水窟山、秀姑峦山还有苍茫的箭竹原,站在大水窟池边凝视的云天倒影,爬上(台中)州(花莲港)厅界领受的山风,与今日所见所感没有明显的差别,棱线的起伏依旧,在没有遮蔽的原野风一吹照样令人瑟瑟发抖。不像山下的花莲城,大水窟好像只多了孤立的山屋,少了州厅界上的六角亭。

至于毛利一一拜访且欣然接受招待的那些驻在所呢?他沿途看见的风景呢?他特地描述的那些大树呢?那些他一一注目而今日看来自说自话的纪念碑呢?他走过的山路与铁线桥还在吗?

一定有什么是毛利当时看不见的。透过追索,希望有一天我能看见。

大分晨光。(图/王威智提供)

●郭熊:

好几回在雨中步行数小时,拖着疲惫身躯抵达抱崖山屋,我熟悉对着所有人大喊:「检查完蚂蝗,才能进山屋!」虽然如此,但山屋的通铺上,蚂蝗仍前仆后继而来。

狭小的山屋内,空气弥漫着霉味与老鼠屎的酸臭味,慌慌张张跑到门口弹去黏附手指上的蚂蝗,一回神,看见铁门上蓬头垢面数日未洗澡的自己,竟然是笑了出来。

蚂蝗、脏、臭……所有的一切都很恼人!但却有更大的满足凌驾之上。在《路:行迹的探索》提到路有路魂,路的精神来自于使用者对其赋予的功能,布农族人在日治后期被迫集团移住至山下,山林回到国有地后,人虽然彻底退去,但山上的路并未消失,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路,这条道路似乎正在回到最初的样貌,回到当年人还未至,动物寻着树梢上散发的栎子香气而至,或许正是如此,在广阔的森林,动物跟着物候而走。我们则跟着动物而来。路魂似乎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千辛万苦重装徒步至大分?因为大分有一片青刚栎林!每逢冬季,栎树结果,吸引四周的动物前来觅食。而我们跟着大哥的脚步来到大分进行研究。

最早对大分的印象来自于《寻熊记》,记得年纪轻轻的我,满头热血写信给黄美秀老师,请求她答应让我担任志工,正式入境有熊国。我们口中的「大分」是古道上的布农族旧聚落,并留有日治时期的历史遗址。

大分驻在所是八通关越岭道的一站,可以说是日治时期拉库拉库溪上游的管理中心。日人在数层的河阶地上,盖有武德殿、弹药仓库、大分小学和番童教育所,更有提供女性聚会的豆腐小屋和酒保,然而,如今踏足至此,仅剩些微围墙和玉山国家公园泛黄的解说牌遥想当年盛况。

我相信威智应该也被大分庞大的历史遗迹所吸引,但我有一不解。为何如此重要的据所,1911年设置的大分驻在所却未建有神社?此乃我至今最大疑惑。

大分的气候宜人,特别是由海拔2200公尺高的多美丽山棱线下切至阔阔斯溪(拉库拉库溪的上游),森林逐渐转干,空气也温暖起来,一路提心吊胆的蚂蝗竟然也消失在栓皮栎林之后。

不晓得威智造访大分时,是否也对这段陡降海拔800公尺的山路记忆深刻?当我带领学弟妹入山第三天,经过这段好汉坡的洗礼之后,看他们双膝微微颤抖,面有难色之时,只要擡头望见鲜艳的红色铁皮山屋出现在对岸河阶上,再累,都有了再次前进的方向。

栎实与动物的消长关系

●王威智:

那段800公尺下坡真的仿佛怎么下也下不到尽头,相当磨人。但如你所说,远远看见阔阔斯溪对岸的红色屋顶令人感到安心。

第一次来到大分恰逢十月入秋,正是栎实转熟的时节。随意逛逛走走,前大分驻在所军械室里的枪架大致完好,那些用来承置枪托的浅凹仿佛不久才挖成;阔阔斯隧道前有一群出了名的仙人掌,不知何以在此发长(说来吊诡,却是其出名的缘故),肥硕绿茎上的退化叶在阔阔斯溪岸尖锐得异常突兀,此地水流充沛水气多么充足。无所事事一整天,隔日下午才去访山屋下方另几阶平台。我得看一眼那两座石碑。

树木茂盛,浓荫筛落细碎的日光。许多酒瓶,褐的、绿的,三三两两,也有聚而似冢的。那些为枝叶放行的碎光游移于一地落叶和绿的褐的酒瓶之间,常常激起玻璃质的辉耀,即闪即去。

走着走着,想起两部分析大分地区青刚栎与野生动物消长关系的论文,其一讨论「栎实结果对于大型哺乳动物丰富度之影响」,另一篇是你的力作,探讨「野生动物对青刚栎种子和苗木存活之影响」。从题目看起来,两者似乎存在某种「镜像」联系:根据调查与监测,镜像之一显示「黑熊的相对丰富度于各年之青刚栎结果季皆显著大于非青刚栎结果季」,另一个镜像则反映「(人工摆设于地面的)栎实被掠食的压力与掠食者出现频度有关」,在这个特地设计的实验里,黑熊并非栎实的最大消费者,鼠类和水鹿才是。

穿出浓郁的树荫,石碑一前一后一大一小,暴露在阳光下。一旁毛利之俊看见的樱花树早无踪影,后来一度包围石碑的竹林也已消失,只有草与蕨,高不及腰,都青翠得令石碑显得苍白灰涩。

与其说看见,不如说听见在此之前读来的听说的关于石碑纪念的事件关系者双方所倾诉声称乃至于批判在我心中冲撞交融的混音。往事可以透过追溯与辨证而浮现部分事实,但事实不等于真实,也许近似栎实与动物的消长关系。

石碑说的只是特定立场的事实。视野允许看见,但仅限某些面向,毫厘无差面面俱到的真实大抵不存在,只能趋近。

●郭熊:

要跟威智分享一件趣事。

我参与黑熊调查工作的前几年,一头黑熊也未曾见过,反倒是熊的排遗捡不少。有趣的是,当我身边朋友听到「黑熊研究」,总会露出惊恐表情问:「你不怕危险?」「黑熊会不会攻击人?」一时之间,好像也无法清楚说明,内心五味杂陈。

毕竟最初我也以为能「直接」接触到台湾黑熊,但研究工作花费更多心力进行青刚栎森林的物候监测。这其实不难理解,毕竟为了找到行踪缥缈不定且数量稀少的野生动物,唯一方法就是找到牠必访的时间点。

大分的山谷之间布满青刚栎树,结果季一到,喜好栎子的黑熊由四面八方而来。走在山屋附近的青刚栎林下,随处可见黑熊抓痕,如看得更仔细则发现树干上的抓痕有新有旧。

时常我看着看着就出神。脑子充斥大大小小的疑问。

同一只黑熊会年年拜访同一棵树吗?

黑熊会有自己熟悉的山径吗,是否年年寻着同样路径来到大分?

突然,我想到林渊源大哥曾说:最早大分才没有熊会来,黑熊都在托马斯那边!托马斯在布农族语即是黑熊很多的意思。一条路,随着人的移动、时间与自然演替有了新的转变与诠释。

●王威智:

很久以后,我才发觉感兴趣的不完全是1930年代的景物,看风景似地看毛利之俊的展望似乎不合宜。我好奇的是他怎么看,他没看见什么又为什么看不见。

毛利之俊未提及蚂蝗(这个小东西大概不值得有限而珍贵的版面),却注意到托马斯果实瘪小的苹果树(说不定又酸又涩,像乡愁),他也没有把笔墨和底片用在沿线的布农族人身上,除了教育所的儿童。

然而那些统治者遣来山间的警察,除了担心突如其来的子弹、刀、烈焰与呐喊,也受到蚂蝗困扰吗?跟着上山的女眷和孩童一定颇以为苦。「ヒルにご注意ください。」不确定这么说对不对,如果可以,我希望立一面标示牌,提醒他们「小心蚂蝗」。

布农族人呢?即使看多了这种环节动物,即使「要吸就给它吸,常吸到伤口都流血,久了就习惯」(猎人王光禄语)。(注)

几乎所有相遇都是不期而遇:佩戴颈圈之前的黑熊、埋伏的蚂蝗、意料之外的照片、随手翻开的旧籍……偏偏追索有时始于不期而遇。

八通关越岭道是我追索的路径之一,为了尽可能看见毛利之俊没有看见或他没有让后人看见的,化作蚂蝗是有效的方法,咬住不放,切开「表皮」,释放蛭素般的热情,阻止已逝的时间继续凝固。这么做也不保证吸得到什么,毕竟目标不像蚂蝗渴望的血液摸得到看得见甚至闻得出气味,但要是不做就什么也吸不到。

一开头你说「道行之而成」。一旦走的人少了,路的寿命大概就离尽头不远了,这似乎是八通关越岭道正面临的命运。去年十一月我们碰面聊到这条路。你认为路况愈来愈糟,不建议走全段。假设有机会再走一次,我不会再像蚂蝗那样顽固,遇到风险巨大的障碍,将考虑乖乖回头。

注:引自萧紫菡〈「如果被当成罪人,怎么把狩猎文化传给下一代?」──专访布农族猎人王光禄〉,环境资讯中心,202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