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座爭議的文明價值

博爱座争议层出不穷，近日事件让存废再度引发讨论。（图／本报资料照片）

博爱座的争议看似是日常生活的小事，却也是观察台湾文明进展的一件大事。

首先，博爱座迭传争议，但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台北捷运自一九九六年通车以来，已经成为大台北地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一二年二月四日，台北捷运日运量首次突破二○○万人次，二○一九年三月卅一日，累计运量突破一百亿人次，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数据都会在未来持续攀高。

在这种情形之下，偶发的极少数博爱座争议可以代表捷运生活的日常吗？以个人经验为例，过去五年来我每周搭乘台北捷运约八至十次，「遗憾地」从来没有亲身目睹类似冲突；相反的，我经常可以看见让座行为以及双方交换的善意眼神与温暖表情，这就是台湾的美丽风景。

其次，博爱座的存废争议也有其严肃的法律意义与进步的文明价值。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未提供对号座之大众运输工具应设置供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之博爱座，其比率不低于总座位数百分之十五。这样的立法精神超越了形式平等（齐头式平等），改采以差别对待的方式来实践积极平等，希望打造一个无障碍空间，协助那些因为各种任意因素（疾病、伤害、老化、体能）而受到影响的人们可以安全使用交通工具。

再则，相较于对博爱座有显性需求的人（例如拄着拐杖的伤者或是大腹便便的孕妇）而言，争议经常发生在隐性需求者（例如生理痛或精神不济者）身上，这也考验着台湾社会的文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不确定性以及看待陌生人。

立意良善的初衷需要转化为周全可行的政策，才能降低不确定性造成的误会，例如之前曾经推出的好孕贴纸或博爱标章，希望让有需要博爱座的民众索取使用，但推广效果似乎有限，民众使用率普遍不高。

如何对待陌生人则是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一方面，文明社会愿意相信陌生人之间可以善意相待，不轻易怀疑对方的动机，另一方面，文明社会也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强加自己的道德或价值观在他人身上，如此可以展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包容和信任。如何看待博爱座的使用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博爱座或许可以改名，但不应该废除。改名效果仍有待观察，博爱座的维持则攸关台湾社会的进步提升。家中小孩总是需要透过打打闹闹来学习长幼有序或是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博爱座争议则是台湾社会推动积极平等以及文明价值的一个重要案例。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仍会不时传出类似争议，却也是我们学习迈向文明社会的一个必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