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岱爾的「地中海研究範式」（上）：人海扣連的歷史再思考

图为描绘17世纪地中海航行船只的图画。 图／维基共享

对醉心海洋史的读者而言，1949年可算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年份：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吕贝克战俘监狱历经数载寒暑之后，正式完成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作品，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台湾翻译版题名为《地中海史》）。这部洋洋大观的巨著，凡三卷，合共1,160页，由巴黎知名出版社 Armand Colin 刊印发行。

在这部杰作问世尔后，学界随即掀起一道「海洋史」的研究风潮。这里所谓的「海洋史」，并不只是聚焦海洋生物又或者鱼类海产的社会科学，它是一门与人文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甚至是难以舍割的「人海扣连」。

在布劳岱尔的角度，海洋不仅是一个关乎天文气象，全赖自然环境区分的「海理」洋域，它也是一个促成商品传递、资金畅导、文化交流、思想流通、教义宣扬、族群迁徙，乃至是疾病传播、逸犯潜逃、走私贩毒、罪恶游走明文法侓以外的枢纽、平台与场景。这一系列形式不同的流动与交接，足以显示海洋空间所富具的多重特色，个中附载着便捷、畅达、互联与纠结等情状及功能。

按照布劳岱尔的分析，如果不是地中海的水文条件合宜、交通脉络四通八达，菲利普时代的欧洲大陆相信会变得不太一样；推而论之，如果不是地中海这些「海洋特性」，西欧、南欧、北非与西亚地区的文明国度，也难以一一连系起来。换句话说，欧洲与土耳其西岸一带的历史进程，不应该单靠一个「从陆地出发的视野」去剖析或钻研，史学家应该同步利用一个「从洋域空间出发」的角度，进而探索其中的历史变易与时代更迭。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在吕贝克战俘监狱历经数载寒暑之后，正式完成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作品，题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台湾翻译版题名为《地中海史》） 图／维基共享

话说到这里，读者或会思疑，我所言及的「陆地视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陆地视野」就是一个从「大陆文化」观察历史的角度。至于「大陆文化」的涵意，就是以人类社会在陆地上的一举一动为经纬，然后对其有关政治、社会、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发展详析理解。

这种以大陆视野检视历史的态度，骤听起来，不但合乎情理，而且顺理成章。虽然世界大小海洋的总和，经已占据地球总面积达 71% 之多，然而，综观环球人口的分布，自中世纪以来，将近98% 的社群都是在陆地上寄居生活的；当中只有极少数的艇户定居海上，以海为家，诸如南中国一带的蜑家渔民，又或者是马来西亚、菲律宾一带的巴瑶人（Bajau），以及泰国、缅甸南部的莫肯人（Moken），他们都是生活在海上的传统族群，但是人口数目屈指可数。

另一方面，根据2017年联合国在海洋高峰会上公布的统计，在大陆土地上扎根的人类文明，其实只有约莫20 % 的族群在沿海地区生活。倘若我们以这些数字为标准的话，沿海社群的分布，绝对谈不上整体人口的主流大多数；至于这种近乎 2 ：8的比例倾斜，不论是东方还是欧美世界，也与数百年前的情形相仿。

换而言之，从「陆地视角」出发去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些数据面前，可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不过，单凭这些数字和统计，我们真的可以确切掌握一段丰富且庞杂的人类历史吗？尽管我们大多在陆地上定居生活，但在海洋史学家的角度，在航空时代来临之前，海洋就是连结世界不同角落的唯一场域。这种连结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拓展、甚至是崩坏和倒退，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图为广州的蜑家渔民。极少数的艇户定居海上，以海为家，南中国一带的蜑家渔民为其一。 图／维基共享

事实上，如果要讨论大小族群之间的交流、合作、又或者是矛盾和冲突，便不能够置「跨文化地域的历史进程」而不谈。地中海世界所孕育出的各种跨界接触，便是布劳岱尔所强调的「历史必然」，其中所延伸的贸易联结、习俗交流、以至是民系迁徒、战争碰撞，都是地中海文明得以愈渐成熟的催化因素，加速了欧洲大陆内外的人口膨胀、社区建设、港口发展、以至是城市化等进程。

布劳岱尔所提倡的论述框架旁征博引，有证有据，学界普遍称之为「地中海研究范式」，相信这亦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得以洛阳纸贵的一大原因。

「地中海范式」出炉之后，中外学者争相追捧引用，诸如以研究北海与波罗的海文化史著称的 W. Blockmans，Lex Heerma van Voss，Ralph Kauz 与 Paul Gilroy，便尝以布劳岱尔的论说解释北欧海域的共有特性，提倡当地文化潮流得以揉合成型，无非与北欧海域互联相通的核心性质相关。无独有偶，德国学者萧婷 （Angela Schottenhammer）在她2009年出版的著作中，便认为布氏的构想，不但能够解释欧洲沿海纽带的更变与勃兴，它更可以配合东亚世界的政经结构，从而分析中国、台湾、琉球、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跨域交流与发展。

在萧婷的角度，由于地中海的活动与东亚海域的模式相仿，我们甚至可以把后者的海事脉络称之为一个「东亚地中海」（East Asian Mediterranean）的思维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布氏的「地中海范式」，不但被史家放置于东西世界的大小洋区，它更被引用到一系列三角洲地带（delta region），诸如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以至是中亚内陆的戈壁沙漠。荷籍汉学家范力沛（ Lyman van Slyke） 便曾以 「地中海范式」所强调的互联与交流，引证江河流域、沙漠平原与大海汪洋之间的空间共性，根据范力沛的分析，这些场域在推动跨界流动方面，其实相异少于相同。按照另一位美籍华裔史家王国斌（Roy Bin Wong）的综合，范力沛的述说，无非就是把沙漠绿洲上的骆驼商旅看成在大海航行的商贾船队。

话说至此，布劳岱尔的「地中海研究范式」，仿佛放诸四海皆准，足以纵横寰宇的海陆空间。事实上，布劳岱尔在不同场合，也曾经提及「地中海范式」的全球性，意指这个范式大可用以解读北海、大西洋、以及亚洲海洋的文化流动与人海扣连。不过，当一个理论看似能够驰骋南北之际，它也会有「放诸四海皆不准」的危机。打个比喻，地中海与东亚海域在面积、水文环境、 港市文化、以至是历史轨迹各方面，真的是毫无二致，兼且能够在同一个范式之下一并讨论吗？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将会在下一篇专栏接续探讨。

▌接续下篇：〈布劳岱尔的「地中海研究范式」（下）：全球复杂多元的海洋性格〉

《大员港市鸟瞰图》：图中描绘了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热兰遮城。 图／维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