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研究》关于重塑两岸经贸关系的若干思考（殷存毅）

面对挑战和变革，既有「三驾马车」不足以推动两岸经贸继续发展，两岸经贸需要转换新动能，以结构性的变化来为两岸经贸关系注入新时代的活力。（示意图/达志影像/shutterstock）

引言

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两岸经贸交流互动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其重要影响因素犹如「三驾马车」：1.冷战的结束，和平发展成为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由此两岸逐渐冲破了相互的隔绝，两岸经贸的互补性得以「兑现」，各种经贸要素资源的互通交流得以实现；2.幸逢IT技术产业时代的兴起。自1980年代PC的问世以后，黑莓手机、智慧手机、互联网等产生和运用普及，不仅给电子领域技术和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也形成了两岸以电子技术和产业为主的经贸交流与合作；3.经济全球化。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和IT向ICT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为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和生产分工的全球化提供了支援和保障，建构了以美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贸易全球化分工体系，其中国际跨国公司的「生产外包」形成一种「订单机制」，极大地推动了两岸投资和贸易迅速增长。在这「三驾马车」的牵引下，两岸经贸关系逐渐形成了以「台商资本、技术和订单+大陆工作力、土地、能源及服务」的要素资源互补与合作关系，其特点是：以加工制造产业为主，台商大陆投资拉动贸易，出口订单牵引和台企集群协力。

然而，经贸环境是一种动态演变的状态，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给「和平与发展」造成了非常不确定的预期，使得经济全球化遭受重创，数位经济时代和AI产业技术革命的出现，对既有的生产经营模式产生了结构性的挑战，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之下，AI技术与产业发展被「政治干预」，即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或建构新技术的产业联盟。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经济和产业的崛起也正在改变两岸经贸发展的主导因素。显然，影响两岸经贸关系的「三驾马车」已经「抛锚」，其深刻影响不仅是导致目前投资和贸易增长下降或减缓，更为重要的是带来结构性挑战和变革的需求。面对挑战和变革，既有「三驾马车」不足以推动两岸经贸继续发展，两岸经贸需要转换新动能，以结构性的变化来为两岸经贸关系注入新时代的活力。为此，本文围绕着影响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相关因素，以及两岸经贸关系的重塑进行分析论述。

一、此消彼长的发展正在改变两岸经贸的主导因素

两岸经贸具有规模的发展始于1990年代初期，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主要是两岸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1990年代初期的大陆具备了典型的后发国家一切特征，即人均GDP远远低于台湾，工业化处在起步阶段，尤其是民生工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准都不够现代化，人口和土地要素资源供给充沛、市场规模潜力巨大。 另一方面，台湾在1980年代以后，社会资本充沛、岛内生产经营成本和汇率大幅上升，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生产空间的拓展以提升竞争力，加之19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浪潮中的「订单助推」，台资企业形成「西进浪潮」，大多数台湾制造行业都前来大陆投资发展，充分展现了两岸经贸的互补互惠特性。然而，时间是改变现状的机制，随着大陆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此消彼长的变化使两岸经贸的互补性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由于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规模极不对称，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比较有一定意义，但对辨识大陆经济崛起对两岸经贸的影响不够具体，因而从产业层面来分析较具针对性。纵观台湾经济战后的发展历程，加工制造业是其经济或产业「脊梁」，从当年支撑经济起飞的「加工出口工业园区」到现今所谓的「护岛神山」，无一不与订单代工生产的加工制造业有关。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前来大陆投资且遍及大陆主要地区的台商也多是订单生产的加工制造业。

而对于大陆而言，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是大国竞争的根基，是承载综合国力的基石。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国大陆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避免了过早「去工业化」，并不断深化产业升级演化和动态发展，使得中国的工业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形成了巨大反差，实现了制造业规模和生产体系全面的发展成就。 首先，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6.9万亿元，占当年全球制造业总增加值的28.1%，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971倍，年均增长11%。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胡鞍钢，2017）。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中国制造」的产品出现在世界每个角落，也带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次，产业门类环节完整。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冯根福、王玨帅、郑明波，2020），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相容并包了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各类制造产业，从医用口罩到呼吸机再到航太火箭，无一不能生产制造。制造业是大陆综合国力的战略性优质资产，对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不可或缺。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和产业的崛起，两岸在产业上的互补性和两岸经贸的主导性均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变化。首先，要素资源互补性发生了变化。就两岸之间而言，从资本供给、技术引领和市场开拓能力言，台湾厂商在大多数产业或产品领域不再具有「垄断」优势，大陆也不再是资本短缺、技术全面落后和要素资源（尤其是工作力和土地）成本低廉的时代了，其中有两个标志性的重要节点。 其一是，根据2007年全国人大第十届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起大陆开始进行「两税合一」的税制改革，即取消了对外资（包括港台澳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从之前的15%提升为25%，与内资企业一视同仁。 其二是，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所有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大幅提高了社保征管力度，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保险金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雇佣单位必须分别按员工工作报酬的20%和10%缴纳这两类保险金。这两个重要法律的实施无疑表明，随着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制的完善，大陆的企业经营成本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大陆中央政府加强对土地资源使用的精准管控，建设用地价格提升的同时，获取建设用地的审批门槛也不断提高，亦即对用地单位面积投资额度或获利率的要求都大幅提高。显然，面对大陆的快速发展变化，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台资企业在经营成本方面不再拥有过往的优势，亦即竞争力受到很大挑战，这势必会导致转移、转型和升级的压力或需求。

其次，出现了产业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大陆在过往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设计和制造体系，这就意味着与台湾制造业有部分高度重合，虽然在某些领域可能存在制程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差异或差距，但整体上是出现了不可讳言的竞争性一面。（两岸产业重合或同构主要在于家电、塑胶、食品等传统产业，以及电子资讯产业产业链的下游部分。台湾媒体曾渲染的所谓「红色供应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一般而言，避免竞争尤其是恶性竞争的路径依赖是，通过企业间的股权交易、或生产流程上分工合作，形成相互依赖的产业链分工或供应链合作，但在两岸关系的政治现实以及台湾企业主流的代工生产模式背景下，政治的、市场的和产业技术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得两岸产业的分工合作成为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这也使得台湾企业在大陆的内销转型非常困难。

再次，两岸经贸中大陆的主导性显著增强。 随着大陆经济和产业的崛起，经营环境相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要素资源价格上升和和竞争力度加强等影响下，大多数台商企业本能的反应大致是：1. 保守的转移。 即主要靠改变投资地来维持成本优势，做一种经营模式「异地复制」性的再投资。 如向大陆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国家的部分转移投资。 2. 消极的转变。 因二代不愿接班，后继乏力，被迫减产、关厂或出让而另谋出路，主要反映在一些中小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 基于这样一种状况，体谅到台商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大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很多协助性政策，例如，协助台商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给予台商企业及其台籍干部更多的同等待遇，积极地说明台商企业与大陆企业及研究部门建立合作关系，等等。 在大陆各级政府的政策大力支援下，台商企业也有一些积极作为，从市场定位、技术提升、生产组织网路的调整以及资金获取等方面寻求路径转换，分别体现为如下几种类型：

获取技术型。一些电子资讯产业上游或巨型规模企业，为了提升产业链位阶，通过并购或兼并等资本运作方式，切入上游有更高技术的外国企业以获取技术，典型的如富士康之于日本夏普等。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与大陆企业或研究机构合作研发，其中工艺性技术合作较多。

拓展内需型。2008年以后，大陆的发展规划宣导以扩大内需来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台资企业视之为转型契机，例如，东莞的一批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抱团取暖」，在当地政府支援下，设立「大麦客商场」和「台企产品博览聚会」等，以此为销售台商企业产品的平台，开拓大陆内需市场。

组织网路调整型。为因应经营成本上升和拓展内需市场之需，部分台商企业开始调整生产组织网路，纳入在地企业为协力厂商，培育了一批「台资系的本土企业」，这种情况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传统产业或电子产业都有。这类调整的实质上是台商企业从「代工者」转为「发包商」（准国际买主）。

推动上市型。为了获得转型升级的资金支援，以及深化与大陆的合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协助下，部分台资企业开始在大陆资本市场申请上市。据统计，截止2023年在大陆股市上市台商企业累计达62家。这类转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表现的较为突出，昆山市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台资上市企业联盟。

上述四种类型大致涵盖了过去一段时期大陆台商企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当然每一类之间并不均衡，呈现两头小和中间大的特点，亦即主流的还是第2、3类，这表明面为了应因大陆经营环境的变化，台资企业开始了以大陆内需为市场和与大陆企业深入合作的转变，这意味着大陆的内需市场、资本和生产技术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动能。换言之，随着大陆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台商企业自成一体的存在空间难免受到竞争性挤压，大陆以内回圈为主的发展导向作为两岸经贸中新兴主导因素的出现，无疑将对两岸经贸产生机制性的影响或改变，亦即台商仅靠外销订单在大陆生存发展难度大增，需要在大陆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创新发展模式和积蓄新的发展能力，与大陆发展大局相向而行，与大陆产业融和发展，才能适应大陆的发展变化趋势，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不断分享大陆的发展红利。这就是两岸经贸面临的转型升级。

二、地缘政治变化阻碍了两岸经贸的转型升级

两岸经贸的转型升级还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除了经济层面存在互补性外，两岸经贸得以在过往三十余年过程中迅速发展，一个具有战略意义支撑点就是国际大环境的正向作用，亦即基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和平与发展大趋势，它使得两岸本来就存在的经济互补性得以「变现」，与此同时，和平与发展催生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为两岸经贸要素资源的交流合作建构了路径依赖（所谓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和海外销售的连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大陆、台商和国际跨国公司三者良性互动形成犹如几何学原理中的三角稳定性，两岸经贸就是建构在这样一种「三角稳定性」基础上发展壮大的，显然，这种「三角稳定性」有赖于国际政治和谐和经贸景气。令人遗憾的是，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和科技战，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全面围堵和打压，不断侵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这一切使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稳定性受到极大冲击或破坏。必须看到的是，不同于以往的贸易摩擦或冲突，当下美国把中国视为是全领域和全球范围的战略竞争者，因此中美两国在经济、技术、贸易、安全、国际秩序等方面存在竞争与冲突。这种前所未有竞争与冲突力度巨大且影响广泛，深刻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必然破坏了两岸经贸的稳定性架构，其破坏性分为直接破坏和衍生破坏两类。

直接破坏具体反映在由关税、非关税壁垒和技术封锁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横蛮无理地对中国出口产品大量增加关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平均被提升了25-30%的关税，并还施以一系列非关税壁垒的做法，此后美国和西方都继而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关税提升，如美国和欧盟国家近来对中国的电动车大幅提升关税。与此同时，美国为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崛起，试图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拉大中美差距，削弱世界对中国发展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发展的预期，因而在高技术及产品方面加大了对中国的封锁，例如美国通过所谓「晶元法案」，组建「晶元四方」（美、日、韩和中国台湾）联盟机制等，旨在遏制中国大陆在半导体产业的高阶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对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具有「长臂管辖」效应，这就极大化地破坏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和贸易交流与合作的稳定环境，产生出一系列的经贸摩擦和动荡。具体就两岸经贸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国际跨国公司以「订单机制」迫使台商企业转移产能，近几年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的台商逐渐增加，据笔者到台商较为集聚地区的实地调研了解到，台企产能目前已转移约三分之一左右，除非台商彻底改变代工生产模式，否则这种转移就具有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刚性。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无理打压和利益侵犯，中国大陆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包括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反击措施。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物理学原理，使得整个国际经贸和两岸经贸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摩擦及不确定性情景之中，在此背景下两岸投资和贸易的数量在呈下降或减缓趋势，增长前景令人堪忧。据有关数据统计，自2021年以来，台商在大陆投资、台湾对大陆出口贸易增长都持续下降。2024年1-5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573.75亿美元，占比30.99%；对外全部投资额146.44亿美元，其中对大陆12.71亿美元，占比仅8.68%，贸易或投资增长都是历年同期最低，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出口和投资大陆的占比也显著下降，这会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两岸经贸模式产生动摇甚至是某种解构。

从以上问题衍生的问题是，两岸经贸作为经济全球化中供应链重要平台的地位受到极大冲击和挑战。为了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性极强地提出经济或产业的所谓「去风险化」（de-risks），通过所谓「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或「N+1」（亦即中国不能成为唯一的供应商）等策略，试图弱化中国大陆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建构排斥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联盟，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此积极附和，利用一切政策工具和手段拉拢「台资回流」和推动台商「新南向」，不遗余力地解构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和产业的密切关联。

另一方面，在半导体和AI等新兴高新科创产业领域，美国又打又拉加之台湾民进党当局的从中协助，迫使台湾一些高新科创企业不得不「选边」，以牺牲在大陆的经济利益来回避美国及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打压。台商高新技术科创产业「选边站」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会逐渐使两岸经贸关系出现「二元格局」状况，即台湾主流高新技术产业与一般性产业在空间布局和发展机制上相互区隔：高新技术科创产业犹如「中心产业」，对大陆有严格的技术隔绝和投资限制，其发展机制在台湾及其与西方国家经济与非经济联接；一般产业则是「边缘产业」，相对大量集聚于大陆依赖两岸关系固有机制而生存发展，并为「中心产业」提供零部件生产或应用「中心产业」的资本财或技术资源，形成一种非常类似「中心—周边」理论中的「中心—边缘」二元格局。由此，将有可能导致面对新一轮科技技术和产业革命，两岸产业发展失去交集和互助合作的可能，使在大陆的台商台企转型升级动能不足。

另一方面，为了面对挑战和发展需求，大陆必然会建构独立自主的高新科创技术和产业体系，以及基于内回圈逻辑的发展路径或模式，如果台湾主流产业与大陆有所隔绝的话，台湾经济及大多数台商就难免失去分享大陆高品质发展新时代的机遇和能力，这极大的不利于两岸人民的福祉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美关系及国际风云变幻的现状展望未来，尤其在经济和科技的面向难以令人有乐观的预期。显然，两岸经贸中国际因素这个重要支点已经「跛脚」，两岸经贸转型升级所需的国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路径依赖的问题，意味着需要从路径依赖问题重新思考两岸经贸的发展。

三、数位经济时代的兴起将重塑两岸经贸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社会就一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追求，亦即政治上建构独立自主的政体和国体，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就被称之为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是东亚地区经济体，即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从时间序列和特点言，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基本上是以欧美商品贸易市场和技术来源为依托，以政府的产业政策为推手，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序明显的产业分工，相继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并进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这在发展型国家理论中被归纳总结为「东亚模式」，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即利用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要素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要素资源集聚使用能力的制度优势，通过「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开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并以此嵌入了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体系。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驱动下，通过持续不断地产业政策引导或规范，从简单加工装配制造逐渐向复杂加工制造升级，形成了动态比较利益的产业及技术的演进。

「东亚模式」在产业上的特点是出口加工制造为导向，它的演进是从OEM—ODM的代工高级化演进，从而基本被锁定在制造「工匠」的产业「阶级」范畴内，不论是台湾的「神山」级产业或企业无不充分显现出这种产业「阶级地位」，关键技术和市场的自主性相对较弱。中国大陆的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锁定」，产业规模大但技术自主能力不够强大，甚至在一些领域存在严重的关键技术依赖。「东亚模式」作为一种不发达经济体发展起步的路径依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合理性，但这个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同样非常清楚，首先，它假设存在一个恒定的全球分工秩序和地缘政治和平条件；其次，它会使发展型经济体被锁定在中低端的「工匠」分工地位，无法跻身产业发展的顶端。对此，中国大陆学界曾颇有洞见地提出过警惕「比较利益陷阱」的呼声。

近十余年来，中国总体经济的崛起、数位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世界百年未遇大变局，从经济、技术和政治等方面，改变了中国大陆对现代化发展的认知和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言，基于「东亚模式」追求的是一种追赶型经济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东亚经济体现代化的1.0版本，从追赶型向领先型经济的转变，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2.0版本。为此，怎样利用数位技术带来的历史新机遇，通过创新型产业发展实现向领先型经济转变，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根据国际上较具共识的定义，「数位经济是指以使用数位化的知识和资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资讯网路作为重要载体、以资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概括而言，数位经济包括数位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位化两个层面，它对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动能正在产生划时代意义的深刻影响。数位经济表现形态主要为平台经济、分享经济，数字赋能传统产业等，以云计算、大资料、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慧为代表的新一代资讯技术为技术基础，其中资料是核心要素资源，不论是数字产业化或产业数位化（数位赋能），都离不开资料的收集、传输、处理和运用，这同时也是一个把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复杂过程，需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支援，犹如传统经济需要由交通、通讯、能源和物流等构成的基础设施服务支援一样，数位经济也需要资源整合、资讯联通和创新引领的基础设施服务。数位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水准将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数位经济时代的竞争力及国家影响能力，是极具战略性的国家能力建设。

为此，2018年12月大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以来，大陆在多次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提到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3年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再次提出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相关规定：新型基础设施是指以资讯网路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提供数位转型、智慧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的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资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既有工业经济是由规模经济驱动的，而数位经济的驱动力量是网路经济。因此，有专家指出「网路效应」是数位产业的典型特征。所谓网路效应，即网路使用者拥有量多寡决定了经济效益高低，这就意味着人口数量和消费能力是决定网路经济的基础，亦即应用场景的大小决定数位经济或产业的发展能力和水准。中国大陆14亿的人口规模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对于发展数位经济就是一种「先天的优势」，具体体现为：

网路基础全球领先。近十年以来，中国大陆资讯化和工业化融合逐渐加深，互联网、物联网、大资料等基础性建设加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截止2023年7月，中国大陆互联网宽频接入埠数量达11.1亿个，5G基站达305万个，实现了县县通5G，5G行动电话用户达6.95亿户，占比超四成。工业互联网形成的产业规模突破万亿，数位平台、工业智慧等新兴领域年均增速约33%，超过总体年均增长13%许多。

拥有巨大的资料基础和应用场景。5G、物联网、大资料、AI等数位资讯技术的应用，需要规模化的资料基础和应用场景。大陆方兴未艾的新型城镇化为数位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应用场景支撑。据统计，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前6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城镇化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或都市圈。按80%的城市化率计，中国未来还约有2亿多人新增为城镇人口。与此同时，城镇空间的急剧扩张对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通讯运用服务等数位基础设施需求也会大幅扩张。中国在数位经济中的发展规模及潜力是无人可比拟的。

台湾的既有产业背景或基础与数位经济关联非常密切，形成了半导体、电子资讯、石化、精密机械的主导产业结构，与AI和EV等的世界产业发展潮流是吻合的。台湾在高端半导体、被动元件、印刷电路板等零元件拥有较好的制造能力，在上游高阶材料及精密机械也有一定发展，电子业厂家正在往电动车，绿能，航太及医疗器材布局发展和拓展市场。当然，台湾的「先天性劣势」也很明显，由于人口规模及市场规模狭小，以及代工生产的「产业基因」，虽然目前在晶片生产制程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数位经济产业链中基本属于「工匠」地位。

如果把AI产业链比喻为一座金字塔，顶端是OpenAI等应用开发商、接下来是AWS等云端服务商、再下来Nvidia等AI运算解决方案商，底座的才是包括台积电和韩国三星的高效能运算晶片制造供应商，亦即台湾在AI产业链的下游有一片天地，但在中上游产业短板明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数位科技创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且投资风险较大，而台湾的创投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台湾创投占GDP比重0.30%，至2021年则为0.12%，低于新加坡（3.7%）、韩国（0.43%）和日本（0.13%），远低于中国大陆0.74%。总而言之，受应用场景规模局限的制约，台湾在数位经济领域只能拥有某些单项能力而非全面能力，难以成为AI产业的引领者或开拓者。

相比较而言，两岸在数位经济领域具有很好的产业互补性。首先，对于台湾经济和科技产业发展而言，大陆是数位经济技术时代的「新大陆」。大陆的突出优势是在数位经济全领域拥有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的系统综合能力，例如，拥有家电、电脑、通讯、手机、伺服器、绿能、航太、电动车等系统设计及生产制造能力，在全方位之精密机械和材料产业链有相当的自主能力, 并且在一些相关领域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已处于世界领先，例如在光电、绿能、电动车生产研发制造已有绝对优势，在人工智慧、大资料算力等方面的科创投入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在此基础上，与巨大的运用场景能量相结合，大陆在数位经济时代处于领先者的地位，拥有厚实的基础的发展基础和很好的发展前景，可为台湾提供更为广泛的数位经济技术资源和运用空间。

其次，两岸在AI和EV等新型产业方面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大陆有意愿和能力为台湾电子及半导体产业发展克服「短板」提供新的机遇，例如大陆「新基建」提供的资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可以为台企转型升级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服务，为两岸数位经济技术共同发展提供创新平台。另一方面，台湾在半导体晶片等制造的优势也有助于大陆提升和完善数位经济的竞争力。因此，进一步加深两岸的产业融合发展，台湾产业才能在数位经济时代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或红利。

历史总是有某些相似性，1980年代末开始的那个时代变革中，产业技术革命形成的IT时代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型塑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以及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大发展。当今，在人类社会再度面临大变局之时，数位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AI产业技术革命的出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结合，仍将重塑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也势必重塑两岸经贸的发展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次的重塑不再仅由美国西方国家所主导，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实力和能力对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重塑将产生深刻影响，无疑也将重塑两岸经贸发展模式。

结语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和平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崛起改变了美国西方在世界经济中「一元独霸」的局面，数位经济时代的来临给中国带来了科技创新发展和「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面临这样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中国大陆坚定地以改变自己来迎接变化的世界，亦即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目标，以创建自主创新的科技和产业发展体系为战略支柱，以内回圈为主外回圈为辅为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大陆当下的发展大局。这个发展大局必将影响和改变两岸经贸的发展内容及形式，一个关键的变化是两岸经贸动能的转换，亦即大陆的发展大局将在两岸经贸发展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因此，建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数位技术为动能和以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依赖的两岸经贸高质量发展模式，这是两岸经贸发展因应时代变化的历史性选择。这对于台资企业而言，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市场和生产场地的区位选择，更是是否需要与大陆日益增强的科技产业体系融合发展的选择，尊重大陆经济和科技崛起的大势所趋事实，尊重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增进离不开大陆的客观经济规律，就难以回避与大陆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正确选择。

（作者殷存毅为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载于上海台湾研究所倪永杰主编的《台海研究》杂志2024年第3期，授权中时新闻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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