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全貌将被数字呈现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但保护状况并不乐观。数据显示，在长城全长6259.6千米的人工墙体中，只有8.2%保存状况尚好，74.1%保存较差或仅余基底部分。
“没有即时监测手段，长城塌了、被毁坏了也无人知晓。”年过六旬的张玉坤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誉满学界的“中国民居建筑大师”。从2016年开始，张玉坤团队聚焦长城建筑遗产保护与信息技术应用，“按计划，全线需要拍摄近200万张分辨率接近厘米级的高清图像，总数据量达12tb以上，总飞行里程多达两万千米，预计再有一年多我们将完成长城全线所有数据的田野采集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分析处理。这些数据的获取，将为长城全线的‘数字再现’和监测预警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张玉坤说。
“长城从来就不是一堵墙。”多年来，这是张玉坤的口头禅。
2003年初，张玉坤带领团队启动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调查研究中国北方堡寨聚落。他意外发现很多荒废的古村古堡曾经是长城的防御单位，而长城沿线有很多这样的遗存。这引起张玉坤浓厚的兴趣，他直接打报告，申请将研究工作重心从北方堡寨聚落转移到长城地带相关军事聚落的研究。2006年他又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正式开始对长城军事聚落与防御体系的基础性研究。2016年，全国首个“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建成，长城建筑遗产保护与信息技术应用成了他们的主攻方向。
为直观展现防御体系空间布局，张玉坤团队已建成“明长城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包含1000+城池（镇—路—卫—所—堡5类）、2000+驿传（驿—递—铺—军站—站城—塘站6类）和2000+烽燧的经纬度坐标；每个城池32大项164小项的属性信息。数据库中可见，南北纵深最大700多千米。
张玉坤团队还为嘉峪关、八达岭等地制作了数字视频片段，这是他们“明长城全线图像与三维数据库”建设的部分成果：屏幕上崇山峻岭，漫漫荒漠，俯瞰之下，长城蜿蜒起伏，连绵不断，沿线的敌楼、敌台，关隘的内城、外城、瓮城，皆历历在目。趋近细看，城墙上的垛堞、吐水，乃至每块砖的细节也一清二楚。
现在，张玉坤的研究还在继续，他的同事和学生将会继续跟进，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张玉坤将目光从基础研究拓展到保护传承。他们的理论研究和数字化成果已应用于长城保护规划、国家长城文化公园建设和数字展陈等保护实践。
张玉坤希望可以将手头关于长城的大数据与相关部门共享，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相结合，为长城全域、全线的整体性保护、监测预警和数字再现尽一把力。
“长城不只是一道墙或一条线，它是个庞大、复杂的‘巨系统’，是一条集军事防御和民族交融于一体的‘秩序带’。”这是张玉坤团队在多年大量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秩序带’的概念涉及方方面面，军事、政治、经济、贸易、民族和文化都包含其中。”张玉坤解释，长城无疑具有重要的防御功能，但除了军事、政治的因素，由于长城内外农、牧业不同，生产生活所需各异，自古以来就在长城沿线开设了大量的关隘、市口，以及辅助交通的“暗门”，通过朝贡、边贸互通有无，各得其所。
历史上，汉唐之际，丝路商旅穿梭往来。明代以来，长城内外互市贸易不绝，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也未因长城阻隔而中止。为证实明蒙互市贸易的存在，张玉坤团队对其做了专题研究。“长城内外的互市贸易在文献中多有记述，明永乐至万历年间，辽东镇开设8处马市和木市；隆庆和万历年间，宣大山西三镇开设了12处马市或市场。通过现场调研，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市口的遗迹。这些市口定期开放，让长城内外民族互通有无。”张玉坤说。
在明代“九边”之一的大同镇长城脚下，红门堡曾是远近闻名的边贸市场。明万历《宣府镇志》曾经这样描述红门堡边贸互市的气象：“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宁武府志》更是将繁华兴旺的景象描述得栩栩如生：“每到交易人嘶马喧，人来车往，帐篷遍布，胡汉杂处，热闹非凡。”
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商业绿洲”“和平通道”遍布长城沿线。长城虽历尽战火，却向往和平，就像一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交融的史诗。历朝历代，汉长城、金界壕、明长城，莫不如是。张玉坤将其归纳为“拒止冲突、互通有无、规范往来、纲维秩序”——一条集军事防御和民族交融于一体的“秩序带”；一个反映我国历朝历代政治、军事、经贸、民族、文化、环境的多层次、立体化、系统性的“巨系统”。
“千百年来，长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共同体，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枢纽，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快速通道。长城这个‘巨系统’的发展变迁，也是中原王朝政治智慧和商业智慧不断演进的见证写照。”张玉坤说，“如果对长城的研究不全面、不完整，会导致长城的保护传承工作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直接影响到长城的价值认知及其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我希望更多人意识到长城真实、完整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它、传承它，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