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全球化交織於中國的回家之途

春运乃为中国过节一大特色，不想每年因人挤人稿的灰头土脸，有中国民众干脆穿起熊猫装，为春运增添一点趣味，顺便做个纪念。图／路透社

有对来自昆明的民工夫妻到广东佛山打工，他们将年幼的女儿留在老家昆明让女方父母抚养。在打工期间，女儿打电话老问，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家过年。他们夫妻俩常牵挂着女儿，再难再累还是要回家看看她。2014年春节前，因为他们买票时间比较晚，佛山到昆明的票早已卖完了，他们连站票都没买到。为了能回家过年，他们托在南宁的朋友帮忙，买了从南宁到昆明的票。然而，不管是从佛山到南宁、还是从南宁到昆明，他们买到的，都是站票。从佛山到南宁的路上，他们以报纸铺在车上的通道里，或坐或站，折腾了12个小时，好不容易来到南宁。接着，又经过一番折腾，从车内挤到车外，换上了转往昆明的班车。尽管一路都没有座位，他们还自我安慰地说:

比起那些还没买到票的人来说，我们是幸福的

家，对于每个外出奋斗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认同、休憩与牵挂的地方。春运，作为中国人每年令人惊奇的回家活动，体现出中国人乡愁的实际行动。而它在这个时代里，更无可避免地交织及内蕴在全球化复杂的过程中。

乡愁的实际行动：从中国百度网站整理的迁徙路径，可看出每年春运时分，中国大量返乡人潮，从沿岸大城市密集回流至内陆。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相对封闭于外部世界，受全球化的影响相对较少，内部存在着僵固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与乡内部又有不同的单位进行管理与运作，人们通常长时间生活于所属的单位，且城乡人口鲜少自由流动，与今日高度流动的状况有着天壤之别，那时乘坐火车因而是件奢侈的事情。

虽然自1954年起，中国的铁道系统就有了春运的记录，但那时「春运」一词尚未被使用，其概念也比较模糊。此时春运主要的对象是驻于外地单位工作或求学的人群，或因嫁娶原因到外地去的子女。当时春运全国铁路的日均客流量仅约73万人次，高峰日90万人次，与现在动则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日均客流量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当时的火车头是蒸汽机，声响巨大且有节奏感，并不时冒著白色蒸汽和黑烟。列车的硬软卧车厢有等级的区分。一般旅客只可购买普通硬卧车票，软卧车厢只留给一定级别的旅客和报批计划的出差人员。硬座车厢多半是实木座位，人人有座，少有超员状态。

约莫50年代中期，大约500公里的铁路里程需要行驶大约15小时。当时列车上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广播里会播放《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广播员的播音大都是诵读《人民日报》。乘客们坐火车时并没有什么娱乐项目，邻座的乘客有时聊聊天，连打扑克的人都没有。火车上会卖一角钱一杯的盖碗茶，实际就是一杯清茶，茶杯上带个盖子。那时乘客在火车站售票视窗买票，不会排很长的队，如果火车站聚集的乘客多了，就会立即调来一列货运车。也不管那么多，货车装上人就走。

春运配合服用，摇滚版《社会主义好》

家，对于每个外出奋斗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认同、休憩与牵挂的地方。春运，作为中国人每年令人惊奇的回家活动，体现出中国人乡愁的实际行动。 图／联合报系图库

▎拥挤：全球化与中国的交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更加融入了全球化，不再死守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的流动性被打破，到东南沿海打工的内地农民或奋斗者大幅增加。自此，每年春节，人们如同候鸟一般，返回内地老家度节，「春运」的概念便愈来愈清晰。

1981年3月，「春运」这个词汇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当年，铁路春运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随着经济的发展，春运的客流更随之走高，从1980年的1亿人次到2015年的37多亿人次，此运输量几乎相当于要在40天内帮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为世界仅见。

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春运可用「挤」这个字形容。由于运输建设尚无法承载高流动性，春运的列车不堪重负，趟趟爆满，下车的挤不出来，上车的挤不进去，甚至最挤的时候硬座车厢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洗漱间和厕所里都站满了人，连厕所里都要站上数人。有的人会为了等一张火车票卷着铺盖在火车站睡上两三天，好不容易购买的火车票，但因车厢过度拥挤只好望车兴叹，经一而再地多次改签，能挤上哪趟就坐哪趟。那时火车的时速很低，分为普客、快速和特快。普客就是慢车，票价相应便宜许多，是大多数民工的选择。速度一般每小时60公里，运行起来只有3、40公里。回趟几百公里外的老家不见得有直达车，常需不断换车，因此花上一两天并不为过。

那时，回家的感觉就像逃难，春运成了「春晕」。

改革开放后，加剧的全球化迅速地打破城乡间既有的流动性。每年返乡的人潮，有如侯鸟般大批迁徙。 图／路透社

回家的感觉就像逃难，春运成了「春晕」；「挤」成了中国过年季节最佳的代名词。 图／路透社

▎过年「逆春运」的反向团圆

21世纪初期中国人更普遍感受到硬体设施的高度发展，以及生活品质的跃升。在交通运输上，中国逐步淘汰蒸汽火车，运输种类不断增加，搭乘直达车、动车、高铁、客运、客机的人愈来愈多。公路、铁路网与航线的广泛建构，让中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特别是多处高铁新线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区域间的通车时间。而多元化的购票方式，如电话、网路、售票机、手机终端购票等，以及相应遍地开花的火车票代售点，正逐步改善人们回家的需求。

然而，虽然交通运输有所进展，但由于春运流动的人口更多，因而并没有改变春运购票难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春节期间运能不足的问题。

另外，近来春节的家庭团聚方式也悄悄发生变化，有些身为子女者已不回老家过年，而是父母从老家到城市去与子女过年，形成所谓「逆春运」现象。特别有些大城市的企业为鼓励员工在春节期间留守，会提供员工老家的家属报销路费，还组织游览活动。虽然这种「反向团圆」不是主流，但传统的团聚方式已渐转趋多元，也增加了逆向的交通运输量。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春运的变化还反映在返家商品的蓬勃发展，「春运神器」成了十足的噱头，除传统的手推车、蛇皮袋、扁担和旧报纸外，又出现各种进阶版，像被媒体大肆追捧的「硬座宝」、「眼睛贴」、「贪睡架」、「鸵鸟枕」、「箱包防丢器」、「携带型集尿袋」、「开道惨叫鸡」、「拒踩铆钉鞋」、「充电宝」、「迷你麻将」等等。这些发明物显示了身为人与动物不同的迁徙分野，也凸显出人们无力改变令人煎熬的春运状况，返乡游子就只能利用这些工具来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

一名随母亲返乡的小侯鸟，依依不舍地透过车窗望向车外的爸爸。社会的多样性开启了更多不一样的春运模式，不同于以往儿女结束工作风尘仆仆地返乡，父母来城市找子女的「反向团圆」渐渐成型，或者是像图中「小侯鸟」，小小年纪就已成为春运的独特现象。 图／路透社

车厢内，成功买到睡铺的春运民众。 图／路透社

各式kuso「春运神器」凸显出人们无力改变令人煎熬的春运状况，返乡游子就只能利用这些工具来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 图／淘宝网；转角编辑制图。

▎农民工的乡愁，是对「家园」的文化幻觉

尽管改革开放至今已将近四十年，但「春运」几乎仍是「民工流」的代名词，因为每年农民工占大约春运总客流的70%，这个事实几乎鲜少变化。近年春运有着多方面的转变，但导致人们乡愁的原因却是诸多复杂因素所交织而成。

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间段，正适逢雷根与柴契尔夫人将新自由主义进行全球化的时间段。标榜资本放松管制、商品化、跨境流动、消费主义等元素也纷纷进入中国。当外资大举进入中国，跨国资本、商品与人员的流动频率大增的现象产生后，也连带巨幅地改变了中国的空间布置与基础建设。加上中国摸着石子过河地试验资本主义，先在东南沿海发展经济，以便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政策思维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性问题——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中西部地区则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大规模的异地就业则导致了动辄数亿的人口流动。也就是说，生产力要素配置与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春运出现的原因之一。

而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也让常年在大城市的打工者要融入大城市成了件相当困难的事。农民工在大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住房制度、子女教育等，都无法与该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要融入大城市常需要达到一定的积分标准，积分的条件常与此人的学历、专业、高科技等能对该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有关，因此，要成为城市居民，真正拥有城市户口的条件，成为一种新型态的城乡阶级划分。此外，因为城市户籍与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密切相关，大城市也常反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如果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放开户籍，意味着大幅增加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财政难堪重负。

因为要取得城市户口有着结构性的困难，所以在在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多半仍是农村户口者。这种表面上可以自由流动，但在身分上却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待遇，使得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无法成为该地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间狂奔，不断建构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这也反映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不是农民工的真正家园。

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2015年一名从福州火车站出发返乡的农民工，肩上编织袋，装备十足。 图／联合报系图库

一趟春运车成动则十几小时，反映出的未必是交通不便节，而是城乡未均衡发展导致迁徙人潮过度集中。 图／路透社

▎缓解「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反思中国政府的僵固治理

中国仍在走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老路，人们普遍认为乡村意味着凋零与没落，城市代表着发展与机会。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92.3%不愿再回农村。这意味着政府并没能将农村发展成孕育人文、历史、记忆、生态、环保等多元面向的共同体，人们对于在地经济的发展也缺乏反思，只一味地认为城市就是该去的地方，农村却是该离开的地方。而且，政府也将资源更多投入于城市的发展或将农村进一步城市化，这种发展主义的思维将持续巩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态势。

综观春运的发展历程，我们除了认知到许多中国人复杂的乡愁思绪外，也同时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的地理僵固性，转向改革开放后高度流动的地理游牧性，而这与中国镶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自身体制因应此发展所伴随的结构性问题，有着高度关联。

若要减缓「地表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并非以增加运输建设作为根本解决之道。真正牵动人们乡愁更根本的原因，体现在资本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不均衡发展，自由流动的人口但却仍存在僵固的户籍制度，欠缺在地经济的人文素养与过度发展主义的思维等面向上。因此，解决年年难受的春运恐怕更应从这些层面处理。在这意义上，春运，这个世界媒体年年争相报导的奇观，正是全球化高度流动的资本主义、僵固的国家治理体制与老旧的发展思维所折射出的现象，这也是当代的中国人所身处的生存状态。

春运，折射出全球化高度流动的资本主义，以及僵固的国家治理体制与老旧的发展思维。 图／路透社

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之间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此结构反映出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这造成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准远远高于农村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