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造法，还是造反？

从释宪的过程来看，大法官先是违悖惯例，以荒谬的程序理由拒斥监察院及地方政府的释宪声请，延宕释宪进程，早已物议沸腾。其后受理声请，却一改推拖拉的态度，短短数月即做成解释。相较其他费时数年的重大释宪案，此次如此有效率，又适逢2020大选前，大法官是否基于政治立场在「关键时刻」配合执政党选举，赋予年改合宪之结论，不无可疑。

依据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781号、第782号及第783号解释，删减退休（役）军公教人员退休（除）给与合宪的理由，系因改制后减少月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并未减少退休（役）人员个人提拨的本息，而系减少政府预算相对拨缴到「退抚基金」的补助，此一部分属国家「恩给」，故立法者自得因应国家财政状况的调整。

所谓「政府负最后支付保证责任」，亦不得作为删减给与即违宪之理由。同时支领月退休（除）金者属「继续性」的法律关系，与支领一次退休（除）金者「已终结」的法律关系不同，其并非所以立法减少月退休（除）给与，无涉「法律不溯既往」、「信赖保护」及「比例原则」，亦未侵害退休（役）人员之财产权、生存权等宪法保障权利。因此，军公教年金改革大体上与宪法「尚无违背」。

然而大法官们这番看似严密的「层级化」解释，实则完全漠视国家给付退休给与的契约本质，尤其是强制军公教人员提拨，甚至将退抚基金挪作国安基金运用。假若保险公司对于已签订的保险契约，事后可以公司财务不佳为由，片面修改契约减少保险金之给付，且声称并未减少当初要保人缴纳之保险费，试问大法官们还会认为这样的修改契约符合诚信原则而合法吗？

至于以退休金一次支领或月领作为区别法律关系的标准，更是不知所云。大法官一方面认为两者不同，但在退休人员再任私立大学专任教师停发退休给与违宪的理由，却又认为「两者仅有领取方式之差异，然其本质并无不同」。如此突兀矛盾的立论，恐怕只是为了掩饰执政党行为不正所做的解释，更有人臆测这是大法官为退职后所做的「自肥」解释。

德国著名国家法学者卡尔．施密特因与纳粹的纠葛关系，遭讥讽为御用的「桂冠法学家」。台北重庆南路的桂冠辩护人们，岂能不以此为鉴！

（作者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司法及法制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