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幕上看《气球》，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气球》是万玛才旦的最新力作，这部影片，万玛才旦延续了他展现藏民日常生活的创作初衷，在主题表达和视听语言的呈现上也愈发精准动人。不得不说，在大银幕上看《气球》，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或许，我们可以把《气球》看作万玛才旦创作的新起点。
看《气球》的海报，第一时间会被里面的红气球攫住目光，影片的故事就缘起于此。万玛才旦自陈，上大学期间，他在中关村的街道上空看到飘着的红气球，就觉得这个意象很有电影感，从“红气球”又联想到了“白气球”，因为小时候时常遇到孩子们把大人用的避孕套当“气球”玩的事，由此就延伸出了整个故事的框架。
小说《气球》最早发表在《花城》杂志上，讲述了藏区牧民达杰一家的故事。达杰的父亲不幸病逝，上师预言老人的灵魂将会“转世”到自己家中，此时妻子卓嘎恰好怀孕，仿佛印证了上师的话。卓嘎因家里经济困窘想要打胎，但丈夫达杰和儿子江洋都想让她生下这个“轮回转世”的孩子，家庭矛盾就此产生。而这一切追根溯源，是两个小儿子将避孕套当成玩具拿走了，他们以为那是“气球”，导致已育有三子且积极避孕的卓嘎最终意外怀孕。
读万玛才旦的小说很容易产生画面感，阅读的过程就像在观看一部意象丰富的剧情短片。小说体量小，不足以支撑起一部剧情长片，于是改编成电影后，万玛才旦丰富了在小说中原本戏份不多的尼姑卓玛这一人物，还添加了她的前男友德本加——也是她大侄子江洋的中学老师，通过卓玛的感情命运与阿姐卓嘎形成呼应与对照。
当然，电影也有对小说简化的地方。在电影中一晃而过的学校墙画，讲的是小说中提到的一个藏族民间寓言故事《和睦四兄弟》。大象、猴子、兔子和鹦鹉四个动物，他们想要结拜为兄弟，并且通过他们第一次来草地时看到的一棵树的生长状态分出了长幼，大象是年纪最小的。江洋从学校回来与两个弟弟排练了这个节目，拉着爷爷演大象，爷爷抱怨说我演大象怎么反倒成最小的了。后来爷爷去世了，四兄弟就缺了一个，而卓嘎的怀孕恰好与这个故事相呼应，如果她把孩子生下来，和睦四兄弟的故事就圆满了。
晃动的镜头，分割的画面
相较于文字而言，影像对内容的传达更为直观。万玛才旦与摄像师吕松野的第三次合作显得驾轻就熟，这让《气球》杰出的视听语言令人印象深刻。
基于视听语言应当为剧情和主题服务的前提，万玛才旦在《气球》中首次采用手持摄影。影片中，每个人物都处在一种不平静中。达杰与卓嘎因为父亲的病逝以及卓嘎的怀孕印证上师预言而产生分歧；卓玛与前男友德本加的突然见面也让她陷入不安……依万玛才旦所言，在不甚稳定的手持摄影中，镜头的晃动更有助于表达被拍摄人物内心的矛盾。
电影对于颜色的运用也鲜明生动。比如意味着生死对比的红白气球，海报上卓嘎抱着的红气球，不正是她怀孕的样子吗？而每当大面积的蓝色出现，就意味着即将进入沉郁奇幻的想象空间。
画面分割在《气球》中随处可见。万玛才旦流畅地通过烟囱、门窗边框等实物或线条分割画面，以暗示人物的立场和关系。当达杰提起卖羊后，卓嘎每次讲话时都会被前景建筑物遮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意味着在卖羊这个问题上，两人意见并不统一，而卓嘎没有发言权，因此其身形是隐匿的；当卓嘎告诉达杰她怀孕的消息时，达杰处在通过窗框分割的四分画面的右上位置，是一个中近景，而卓嘎则从远处走到画面左下框玻璃破碎的一角，为全景，仅从这一镜头就能看出卓嘎在生育问题上的弱势地位，即便怀孕的是她本人；当两人躺在床上，卓嘎试图与达杰讨论打胎的可能性时，两人仅占据画面三分之一，头上、脚下都被遮挡，很容易让人体会到意外怀孕给这个家庭造成的巨大压迫；卓玛与前男友德本加出现在同一画面中时，也始终被电线杆的攀线分割两边，暗示着两人终会分离的结局；而卓嘎与女医生周措的短暂会面，两人也被房间的柱子分割，清晰地表明她们在生育问题上想法的差异……
气球、羊、“梦中捉痣”
万玛才旦的前作大都赋予许多平凡事物以丰富的象征意义，极大地增加了电影的解读空间，《气球》亦是如此，丰富的意象给予了影片更多值得品味的意涵。
谈及影片的两个重要意象，首先要提的就是气球。电影以白“气球”开始，红气球结束。看过《蒙古精神》（1991），你就会直接领会到避孕套指代的是现代文明下的规则与秩序。因为在《蒙古精神》里，主人公是蒙古族牧民，同样育有三子，妻子想要避孕，但丈夫无法接受使用避孕套——也就是无法接受其所代表的现代规训。私以为《气球》比之更进一步，其内化为生活习惯的宗教信仰与困窘现实的矛盾显得更加不可调和。影片开头空中划过的飞机，在广袤蓝天飘荡的红气球，不也正是现代文明辐射传统文化的体现吗？随着那一声哨响，结尾的涵义更加隽永。
另一个重要的意象是羊。影片多次以羊喻人，卓嘎数次在言谈中说达杰像种羊，而达杰也曾表示“两年没生羔羊的母羊即便听话也没用了”。达杰与种羊，卓嘎与母羊，甚至人类与羊群之间互相指涉。羊需要增产，而人需要控制生育，对生命的思考便始于此。
还有象征转世的痣，象征藏地传统的马……结合“梦中捉痣”及梦境中已逝的爷爷漫步黄昏青海湖边等超现实情节，导演巧妙地对“转世轮回”的思想予以了理智的反思。
从信仰里悟透解脱
还是被枷锁绑缚？
《气球》的主要矛盾诚如其宣传语——“当信仰的坚守与现实的困扰相冲突，是从信仰里悟透解脱，还是被枷锁绑缚？”
当信仰成为生活，对于卓嘎而言，她是否打胎其实是注定的，即便电影给到一个开放性的结局。正如陈丹青所言，这是导演的善良，可能不忍心剥夺观众们最后的想象空间。
卓嘎不像女医生周措，对女性并非生育机器这个事实能够有清晰的认知并贯彻执行，卓嘎本身就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在各方面因素，当然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影响下，她积极避孕，尝试结扎，甚至为堕胎也努力了一把——虽然在丈夫和儿子的共同阻拦下失败了，但也不能否认她有微弱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另一方面，面对妹妹卓玛的感情问题，卓嘎又不假思索地成为维护传统的封建家长角色，完全不给卓玛自我处理的空间。在打胎失败后，她曾对卓玛说，或许自己也出家的话就没这么多牵挂了。通过两人只言片语的对话，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到卓玛命运的不顺畅。电影中，卓玛前男友写的书也叫《气球》，这种刻意的安排让我们将卓玛视作出家的卓嘎也未尝不可。
《气球》当然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它并未脱离万玛才旦现实主义寓言式电影的范畴。导演对女性个体命运的审视，是与藏族文化和社会命运相结合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共存的卓嘎，又何尝不是族群的缩影。
综观万玛才旦所有的藏语电影，他始终是以本民族的平视视角去展现藏人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信仰与现实之间徘徊的状态，不宏大，不猎奇，饱含着对家乡和族人的温情凝视以及自身的理性思考。
说到底，万玛才旦关注的其实是普遍的人性，只不过，他恰好是一位藏族导演。（杨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