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哥论球／看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大审判
2011年终之际，备受中国大陆体坛关注的「足球反赌扫黑大审判」，历经两年多以来的调查取证之后，终于在辽宁铁岭和丹东两地的人民法院进入庭审，经一连五天的空前司法大开审，但仍留下新春过后还待另一波开庭审问南勇及谢亚龙两巨头，这场被喻为「世纪大审判」，对中国体坛影响深远，也值得让我们台湾体坛警惕。
中国大陆足球从2001年历史性地杀进世界杯会内赛，到2011年国家队、国奥队、中国女足全线溃败「四大皆空」，中国足球整整荒废了十年时间。而在那过去的十年里，正是假球、赌球、黑官横行中国足坛，令中国足球本就不健全的青训体系被毁得体无完肤，职业联赛机制形同虚设，整个足球陷入混沌。
年终这场期待已久的大开审终于揭开大幕，持续了两年多的中国足球反赌扫黑风暴，众人等着看大结局如何。
从1999年疑点重重的中国职足联赛丑陋的「渝、沈之战」开始，无数关注中国足球的人们，眼见中国足球一天天深陷假球、赌球及黑官的泥潭，并且无力自拔而痛心疾首，关注中国足球的族群曾多次呼吁公检法机关的强力介入，终于在时隔十年后，迎来反赌扫黑的大检调，随后迎来年终这场世纪大审判，彻底揭开了中国足球的一层层黑幕。
在大开审下，以往被人质疑的问题球和幕后交易，被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个或大或小的问号，终于被无情的司法审判拉直，变成一个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惊叹号，突然间让人明白：在过去的十年，中国足球为何举步维艰，越来越萎靡不振？中国的大小国家队在世界杯及奥运会资格赛上屡屡铩羽而归，伤透了中国球迷的心。
这次世纪大审判，49人总涉案金额不到台币一亿元，数额不但远不如其他经济领域大贪官动辄上亿的贪腐数额，但中国足球假赌黑的严重性并非体现在金额上，而是反映在假赌黑对整个足球领域的深重腐蚀上。上至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这样的中国足协副主席高官，中间有张建强、李冬生这样的中层干部，再波及到王珀、潘强等俱乐部高层管理人员，再到陆俊、周伟新、万大雪、黄俊杰等一级裁判员，再到贾秀全、殷铁生等足球教练以及申思、祁宏等国脚，几乎在足球领域内的各个岗位都有人涉案，他们恰好从不同角度，勾勒出过去十年中国足球大环境的污秽程度，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
在这种恶劣氛围的薰染下，能出污泥而不染者少之又少，随波逐流成为足球领域的明规则。尤其是裁判员，判了一个龚建平，又前赴后继冲上来一群胆更大、手更黑的绿茵黑衣判官，他们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居然敢在办公室里私分70万现金，如果不是这次司法全面强力介入，任其在中国足协一度苦于的「缺少证据」一说前面再浸染数年，实难推想中国足球会沉沦成什么局面。
这次反赌扫黑案第一波开审后，贪官、黑哨被审出来的数字比预想的要少得多，但麻烦的是，三名中国足协副主席落马，数十人涉案，逾10家俱乐部受牵连，从中超到中甲，从男足到女足，从俱乐部到一些地方足管中心都有涉及，尤其所涉案的球队太多了，包括申花、鲁能等过半的中超球队都被牵扯进去，该如何善后？
中国足坛这场反赌扫黑案就整体而言，还是起了杀鸡儆猴的目的。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但违法的俱乐部该怎么办呢？倘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那对受害者甚至已经受到惩罚的官员、裁判、球员也未必公平；若像义甲「电话门」那样，连老牌的尤文图斯也被降到乙组，那新一年的中超联赛肯定大受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足球迈出改革第一步，引发社会关注度迅速提升，职业联赛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参与职足成了社会新贵，个个名利双收。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职业足球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贫瘠已久的中国足球为大笔外资注入而兴奋。不过，主管部门对于职业足球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显然是低估了，随后伴随而来的假赌黑风暴，严重打击整个体坛。
整体探讨起来，中国足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缺乏市场经济必备的法治精神，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监管，从而使足球大环境变得极不健康。广大球迷寄予厚望的中国足球运动成为各种蛀虫寻觅、吞噬不当利益的温床。足球事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方面，尤其制度建设和法制法规方面，都远落后于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更远远落后于世界足球发展的趋势。
事实上，参与中国足球的各阶层人士都太缺乏教育，缺乏道德和法制教育，脑子里只有对金钱的追求。尤其是球员在这样的环境下踢球很难健康发展，这样不但耽误了他们的青春，更毁了他们的前途。
足球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体育运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球迷群，从政府到民间，都十分热爱和支持足球，足球没有理由搞不上去，可是至今足球却没有给中国带来特别的荣跃。
年终这场世纪大开审，不仅中国，对台湾也一样，不管之前的台湾职棒赌案或未来迈入职足化，都该好好思考假赌黑问题，如何建立有效内部防止假赌黑的体制与机制，又如何按纪律条款处罚涉案人员和涉案俱乐部等诸多问题上，不致于瞻前顾后，犹疑徬徨，理出一条健康规范的市场和法治环境，这才是运动职业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