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政策转弯 政府角色引争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指出，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健康码彻底退出已势在必行。不过，北大法学院另一教授沈岿则认为，在防疫转型期，政府不能过度退位。图为贵州西秀，员工在车间生产「咳速停糖浆」。（中新社）

大陆防疫新十条措施发布之后，多地相继取消出入公共场所查验健康码的要求，「通信行程码」亦在服务了1034天之后下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指出，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健康码彻底退出已势在必行。不过，北大法学院另一教授沈岿则认为，在防疫转型期，政府不能过度退位。

王锡锌撰文指出，健康码将数位技术嵌入社会治理，是技术权力与国家权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不过「黄码」、「红码」、「弹窗」近三年来成为很多人焦虑不安的生活体验，今后无疑也将成为最深刻的全民集体记忆。

他表示，健康码采集个资、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场所等行程轨迹资讯，集合大数据分析，对个人疫情传播风险做出自动化决定。基于这种数位工具的风险判定，进而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可见，健康码的底层技术是对社会成员的大数据监控，通过大规模、持续化、高强度的监测、评价和管控，进行风险防控。」

王锡锌认为，健康码作为治理工具必然涉及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此长彼消。虽然政府疫情风险管控能力大大提升，但这是以限缩个人权益和自由为对价。健康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监控，处理大量涉及隐私的敏感个资，进而采取隔离、封锁等管控措施，无疑都对个人权益产生限制。

而元旦春节临近，春运是大城市往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往农村的人群迁徙，也意味着疫情可能往脆弱人群更集中，医疗资源更薄弱的地区扩散。沈岿表示，政府应在疫情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法律角度，传染病是公卫事件，与民众关系密切，需要政府力量透过各种方式来防止大面积扩散，政府「不能过度退位、失位」。他认为，可以宣导「错峰返乡」，不仅是保护脆弱人群，也可以减少医疗挤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