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给未成年人配手机？手机依赖并非"一禁了之"能解决
近日，《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出炉，《报告》涉及了学生手机依赖、课外补习、睡眠不足等多个教育“新痛点”。
以手机依赖为例，项目组研究发现，中小学生有手机依赖的学生比例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中学生手机依赖情况比小学生更严重（小学7%，初中19%）。相比于城市和县镇，农村地区学生手机依赖情况尤其值得关注。小学阶段，农村地区学生手机依赖比例为17%，城市学生为11%；中学阶段，农村地区学生手机依赖比例更高，为25%。
同时，研究还发现子女手机依赖行为的产生受其父母手机依赖行为的影响较大。 所以，父母应重视自身手机依赖行为可能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
《报告》分析，父母有手机依赖行为，其子女手机依赖比例会翻倍；如果教师能更多地关注学生，则会减少学生对手机的依赖。
与此同时，《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0.3%，其中93.4%的农村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作为上网设备。农村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现象愈发严重，有的孩子甚至借上网课、做作业之名欺骗家长，以达到长时间占用手机的目的。不少农村家长由于缺乏防沉迷意识和手段眼看着自家孩子被“网”住而无计可施。
今年年初，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通知》通知明确，中小学生不得带手机进入校园。主要是考虑到孩子自控能力较弱，对手机的“诱惑”难以抵抗，同样是想解决手机依赖难题。
“毁掉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当下，认同这句话的家长、老师应该不在少数。手机仿佛成了可怕、极端的洪水猛兽，令家长深恶痛绝。
事实上，类似手机原罪的故事早已有之。18世纪的英格兰流传过“小说会腐蚀人的灵魂”的说法，20世纪后半叶的腐蚀源头变成了电视和电动游戏，而到了本世纪初，网络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如今，变成了手机和种种电子设备。
你可能还会想到，2020年网飞（Netflix）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其中，FaceBook、UBER等公司的高管和技术人员，通过各种“致瘾”的大数据分析、算法推送，使美国Z世代的年青人成为牺牲品。
但这些科技公司的大佬和高管们自己却非常警惕“致瘾”问题，如英国《独立报》2017年的一篇文章就讨论了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的小孩，童年就被要求与电子产品完全隔离，得出结论：
“智能手机、平板和电脑会让人上瘾，富裕的硅谷家长看似比一般老百姓更清楚这一点。”
《纽约时报》2018年的一篇文章直接用“有毒”、“魔鬼”、无异于“可卡因”等字眼来形容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还慷慨激昂地表示：
“技术专家知道手机的真面目，所以他们很多人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远离这些东西。”
然而，这其中有2个问题值得讨论：（1）未成年人与手机完全隔离的想法可行吗？对此，有教育人士呼吁尽快立法，禁止16岁以下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2）“技术精英”真的比普通家长更高明吗？他们的确掌握了自己所创建系统的更多技术细节，但这等同于他们在儿童成长发育方面也是专家吗？
正视科技和时代
事实上，当我们理性面对现实，正视科技带来的巨变时，我们关注的重点否是应该聚焦到（1）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环境。如是在家庭聚会的欢乐场景下，还是独自一个人玩了一整天？（2）他们观看了什么内容。是在跟外公外婆视频聊天，还是在看暴力视频？（3）成年人如何与未成年人交流他们所看的内容。如发现孩子很迷游戏解说时，你会上来就彻头彻尾地否定？还是耐心地帮助孩子规避解说中的脏话或黄段子，甚至帮助孩子找到好的游戏和游戏解说？
我并不是说，手机和这些电子设备对我们百分百有益，但它们的影响也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可怕和极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不要“技术迷信”
硅谷技术主管把自己孩子送到不允许使用手机和电子产品的私立学校，并认为只有技术专家能够接触到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知晓科技产品对儿童的危害，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大众的某种“技术迷信”。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会被媒体报道牵着走，跟我们一样，相信在电子产品上花费太多时间不是件好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助理副教授摩根·G·艾姆斯在《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为什么硅谷精英会把孩子送进远离电子产品的私立学校？》一文中提到，硅谷内部及周边的多所华德福学校（该校秉持“零电子产品”的理念）的疫苗接种率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对儿童来说，接种疫苗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一件事，这个理念已是科学共识。但在2011年一期《纽约时报》某文章中，华德福半岛学校平均只有36%的幼儿园儿童接种了所有的必打疫苗，到了2016年，加州终结了以前该州部分人基于宗教和个人信仰而享受的接种疫苗豁免权。可见，即便是技术精英家长，也会被谣言和假新闻牵着鼻子走。那么，他们对电子产品的危害深信不疑，也不足为奇。
如今，我们周围也经常会听到关于“硬”学科和“软”学科之间价值差距的讨论，一如前不久，文科生就被动背上了国家发展失败的大锅。不仅如此，当下我们更加习惯寄希望在科技中寻找问题答案，虽然有些话题已经超出了他们本身的专业范畴，如领导力、职场性骚扰、育儿等等。
总之，手机或电子设备本身不是罪恶之源，它们不可能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这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此，我们要正视科技的发展，正视所处的时代，父母和老师有责任思考如何更好地帮助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和电子产品，这比完全否定和禁用，对我们对全社会的考验更严峻，但影响也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