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越俎代庖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孙中山在会上致词。（新华社资料照片）

要想确定一个人是左派或右派，祇须观察他的言行是否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可。

一般国民党人虽承认有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事实，但不认为即能构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认为此一名词，实为共产党所造出的口号。例如胡汉民在清党二周年时曾指出：在民国十六（一九二七）年正要清党的时候，有人曾造出一种口号来，大喊总理孙先生有「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扶助农工，确是孙先生所定的政策之一。孙先生在民生主义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经说得很明白。至于联俄、容共不过是在政策之下的一件事，不能说它也是政策。孙先生在遗嘱上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比「联俄」的意义广大得多、根本得多了。苏俄那时明晓得对于中国民族也是侵略压迫，而且正在要破坏中国的国民革命，既非平等待我，更说不上联合奋斗，表面上不能揭穿，反而一口咬定国民党应该「联俄」。同时，共产党更晓得不能容于国民党，硬提出这个口号，一面抵制国民党，一面做自己的护身符。他们以为既说「联俄」、「容共」是总理的政策，国民党同志便不能违背；如果违背了，就不是总理的忠实信徒。这实在太欺负我们了！

仅有七个月寿命

胡氏之言，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甚或被视为主观的反共论调而受忽视。即如当年参与清赏的一位高级将领白崇禧将军，四十年后在台北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时，还说：「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总理提出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 白氏是一位杰出而反共的将领。尚误信「三大政策」出自孙中山的提示，其他人士可想而知。共产党宣传方法之成功及其影响之大，一位治学严谨而曾编纂共产党文献的史学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即曾指出：

共产党攻击蒋介石领导的团体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种方法相当成功。除了国民党的资料外，多种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都接受中共指称「三大政策」是出自孙中山的说法；并且追溯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即形成这些政策。

韦慕庭教授认为：「一九二二年夏初，孙中山的确曾决定联俄、容共（不是与中共联盟），并且支持工人和农人的利益。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曾称它们为『三大政策』，或者把它们与当时采取的其他政策分开处理。」韦教授认为：「所谓的『三大政策』，是共产党创造的。」

为进一步的了解其真相，以下则就「三大政策」的来源，作一探讨。

在孙中山的著述或言论中，以及国民党的宣言或议案中，并无「三大政策」这一名词。而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在一九二七年初。据这年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时，顾孟余在会中发言指出「三大政策」的由来如下：国民党在历次的宣言中，本来是有许多政策。但外间宣传的所谓三大政策，却找遍了总理遗教，历次宣言，以及各种决议案，找不出这么一个东西。实在说：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过祇有七个月。何以知道祇有七个月呢？因为三大政策的内容，在七个月以前还没有定。今年（一九二七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汉来，才听见鲍罗廷同志说起三大政策，并大家要遵守；而当时他所说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联俄、农工，同现在天天嚷的（按即联俄、联共、农工）不同。可见三大政策的内容，在正月时还没有定，而且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于是各军政治部、各报馆、各团体的宣传，祇有三大政策，绝不提起三民主义。但我们知道：第一，所谓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出七个月；第二，所谓三大政策，未经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的越俎代庖。

顾氏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且为该会的主席团主席之一，兼武汉中央宣传部部长。算是当时武汉政权的权力中心人物。顾氏之言，相当客观而可信。

联俄、联共、农工

另据一九二七年五月中上海出刊的《进攻周刊》载有梁绍文《三大政策的来源》一文，记述鲍罗廷这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欢迎蒋介石总司令席中演说的一段话如下：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够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

梁文所指「三大政策」的由来，与顾孟余所言略同。今据中共文献，陈独秀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其机关报《向导》所发表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即有「三大政策」的意思。文中指出：「在策略上，（国民党）左派懂得要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右派则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阶级」；又云：「左派为了要实行三民主义，便不得不采用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不反对阶级斗争这些实际需要的政策。」这显然是「三大政策」的最早根源。惟「三大政策」名词的出现，一直要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区秘通信七号》，始有「三个政策」名词的出现。该通信传达「最近中央（中共）特别会议，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有云：「社会的左右派，和一个政党内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国民党左派，现在又还未成胎。所以祇好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中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显然依照其中央的指示，在这年二月十日的一项报告中指出：「要想确定一个人是左派或右派，祇须观察他的言行是否违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可。本党（中共）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以这三大政策作为左派的标准。」

（待续）